《大分流》读后感精选_经典精选

《大分流》是一本由[美]彭慕兰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分流》读后感(一)：大分流

大萧条是经济研究史的皇冠，大分流就是世界发展史的皇冠。中古以来，一直同步发展，在某些时候东方还稍微领先西欧，何以在近代突然被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彭慕兰教授的研究则指出大部分的结论都是不靠谱的，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日本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发达程度都不次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无论从制度，还是技术创新，在17世纪都看不出西欧能够大幅胜出的迹象。在用了80%的篇幅批判既有论点以后，彭教授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非洲奴隶贸易与北美新大陆的发现，是大分流的核心原因。前者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后者则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在17世纪前半段，大明王朝末年，中国曾在海洋贸易上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但这个进程被后来的满清中断。清朝的开拓方向从东南海洋转向了西北内陆。这在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没问题，盛世王朝都是开边于西域。很可惜，当时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可能重新复兴。一直到清朝末年依然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并且后来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能说明清时候的中国人不进取，但时运在很多时候会跟人们开个大玩笑。

《大分流》读后感(二)：《大分流》再版，我们再思什么

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为人所知。这部著作问世于2001年，中文版曾由史建云翻译并于2004年正式出版，当时已引起国内外不少争议与延展性的讨论。今年，由黄中宪翻译（2019年重版），成为理想国系列并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再版，一本20年前的书，何以引起学界持续性讨论？

首先推荐两篇与此相关的书评：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仇鹿鸣评《大分流》

洪易易：《批判· 反思· 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7卷第2期。

尽管此书的内容与核心问题已被讨论过无数遍，在此仍有必要重温彭慕兰试图通过提出“大分流”这一概念要说明什么。彭慕兰以在1750-1800年间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与西欧最发达国家英国作为比较对象，考察两方市场与经济（整体性）、人均预期寿命（人口）、农产品市场（农业）、手工业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最终得出结论：18世纪中西方经济核心地区皆面临资源的局部短缺，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双方并没有明显优势。而在19世纪，英国得以与旧大陆，与中国分道扬镳，自然资源（煤炭）与海洋贸易发展促使欧洲获得更多外部资源是其重要原因，也被视为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大分流》中强调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口头语“内卷”不同，“内卷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黄宗智引入到“李约瑟之谜”的研究中，即“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这一概念提出也曾引发学界争议。若以社会学来解释“内卷化”，仍需要加入外部条件受限的因素。同时内部在有限资源中不断精细化与复杂化，在这过程中，由于内部过于精细，致使系统形态本身获得刚性，因而不能单纯以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和社会财富生产的低效率等看作是“内卷化”。“内卷化”拒绝创新，无法应对外部条件的限制而进行扩张，无法适应外部环境，无力推动相应的社会变革，因而被看作是发展停滞最明显的特征。彭慕兰与黄宗智曾就书中提出的“内卷化”进行过争论，在仇鹿鸣看来，实际上双方在界定当时西欧经济发展水平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标准，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即视乎当时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

提到国家/地区，自然也会注意到彭慕兰比较对象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中国为一个国家，原则上应与英国相对应，而非欧洲；江南属于地区，与英国（国家）相比较——“国家”与“区域”，代表独立与非独立行政运作的两个系统，前者得以主动调整或解决问题，后者存在被动与迟滞性，尽管去传统单位比较看似让人耳目一新，但今日再看，仍有商榷之处。

《大分流》引起争议的另一点是引用文献与参考文献。其研究欧洲史的学术经历自然对英国发展历史十分熟悉，尤其在引用与参考材料方面。然而对于中国的考察，属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献在英文文献中寻得十分困难。彭慕兰聪明之处在于其引用文献多是目前我们熟知的相关领域的学者之著作，试图借此为其论著做理论与材料上之支撑，但他当时站在西方研究中方又不深入的做法，值得我们今人引以为戒——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把握不好，容易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两边不逢源的尴尬境地。当然，不可否认，“大分流”其价值更在于它作为范式“不仅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深挖和应用,更被活用于其他相关领域”。

时至今日，“大分流”能否让中外学界都保持对其范式在相关领域展开更广泛，更深入且更有针对性研究与探讨，需要再观察；但他提出的“内卷化”与今日我们所提的“内卷”，18-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今日之比较，更值得我们深思与讨论。

《大分流》读后感(三)：为何中国与西方走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有过一些了解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下述这些问题产生一点想法：为何我国会沦为西方帝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对象？为何宋明时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竟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何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发生欧洲，而不是中国？

对于这些问题，接受过初高中基础历史教育的我们，一般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历史观去认识和解读，基本上均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证与叙述的。

但在彭慕兰的新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他又提出并试图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西欧是否有内生优势？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大分流开启的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粗略而直接的答案的，比如说英国最早发生的“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等，英国棉纺织业最早出现工业化生产模式，其中珍妮纺纱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等，提高了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众多行业的生产效率。

但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我们似乎无法给出直接的解释，而且还要搞清楚英格兰与江南有何相似之处，为何二者可以进行类比，甚至还能引发出“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这样的问题，以及“大分流”是何含义、有何特征、以及为何能用“大分流”这一概念来解读东西方进入不同发展道路的缘由？

由于彭慕兰师从史景迁，所以某种程度上受到其师“以可得的历史证据以反事实的方式推测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因而会根据历史相关材料形成先验性的“定论”，并再对这一定论进行论述和寻找论述支撑。因此，他才会将“为何英格兰（但书中似乎并未明确是英国这个“国家”概念还是英国的“英格兰”区）未成为长江三角洲？”与“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这两个疑问同等看待（通过这两个问题，似乎又可以推断英格兰非国家概念“英国”，而是区域概念“英格兰区”）。

对于两个疑问，彭慕兰给出的答案是欧洲之所以未走上这条路——即以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维系住（社会或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但却无法维系住人均（财富或资源）的增长，是因为欧洲碰上了“重要而且剧烈的断点”，这些断点是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意思是欧洲发现并利用煤炭等化石燃料进行工业化水平提升，同时可以利用“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殖民美洲、非洲等地区以获取和利用当地人口、自然资源来缓解本国/地区的资源不足情况，因而才能在“这两者的共同支持下”避免了走上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发展道路。

其实，对于江南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在我国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倒是对其持正面赞赏的态度，并且认为我国“精深细作”的农业发展模式是能养活那么多人口的一个关键因素。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态度和解读，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印证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观点。

对于这种只能维系整体增长而无法维系人均增长的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的讨论，彭慕兰便重点讨论了“内卷化经济（involutedeconomy）”这一现象。“内卷化经济”其实是对“内卷化”这一过程的经济学解读，而且“内卷化”这个概念倒是和时下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热词“内卷（involution）”关系匪浅。事实上，“内卷化”这个概念并非彭慕兰首创，而是黄宗智在讨论“李约瑟之谜”时引入的，意指“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这便也部分解释了前文提到的江南地区劳动力高度密集化的生产模式。

只不过，黄宗智认为彭慕兰对内卷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并且他认为彭慕兰也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之间的重要区别”（详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而且，当下国内社会公共舆论场域中讨论的“内卷”现象更集中在社会制度对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不均衡利用，导致的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以及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个体的精神压抑等的探讨与批判（仅为个人看法，欢迎探讨和交流）。

更多对于黄宗智以及其他人对《大分流》这本书的批判，以及彭慕兰对本书的辩护，可以参考仇鹿鸣发表在“理想国imaginist”公众号上的评述文章《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仇鹿鸣评<大分流>》。

对于我（非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大分流》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拓宽了我看待历史现象及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触发的种种思考，令我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化就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会走上的发展道路，也不再力所当然地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适应所有社会进化的最佳路径。历史发展，不乏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而非必然是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历史现象的形成背后充满了复杂性与多样性。以更加审慎而非全然接受的态度对待众多史学书籍中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本书提出的观点也留有一定质疑，或许才是我阅读此书最大的收获。

《大分流》读后感(四)：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技那么强大，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

“大分流”这个概念可能来源于古谚语，意思是“相对较小的差异却能造成重大的历史分流”。这本书的名字由此而来。

本书副标题为“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直白地指出了这本书谈论的“大分流”的主体——中国与欧洲。作者彭慕兰在书里面重点讨论了，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19世纪初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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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呼应了经济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发问“李约瑟之谜”：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大分流的关键节点在于十九世纪初期，但就在1800年以前，欧洲，准确地说是西欧，并没有比中国、日本以及印度这些亚洲国家拥有更多的优势来实现工业化发展模式。

相反，彭慕兰在书里面提出，在大分流以前，中国在许多方面反而比西方更具备优势，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想。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到底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东方的霸主陡然间落到了西方的身后？

事实上中国与西欧的大分流，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发生了什么，而在于西欧发生了什么。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表露出来的观点不同于一般西方学者所持有的“西方中心论”，他通过对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深入研究以及与西欧的对比，试图重新发现东方。

19世纪初期代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极重要分流时刻。在此之后，英格兰（西欧）与长江三角洲（中国）分道扬镳，这两个地方日后差异变得无比巨大，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在相当晚近时还表现得颇为相似。

19世纪初期是大分流的关键节点，但事实上导致这一分流局面的起点早在几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年被视为是世界史的开端，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也得追溯到那一时刻，从十五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西欧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同点，但一些细微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大分流的出现。

关于这些细微差异，学界有不同的争议，《大分流》中也有所提及。

可以确定的是，工业化并不尽然是任何区域在近代早期经济进程的“自然结果”，它背后必然是有所驱动的。那到底是何种发展和驱动模式导致了西欧在工业突破上的巨大成功呢？

有学者认为，西欧成长最快，是因为它有效率最好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这个观点最为常见，但作者彭慕兰却认为“不大站得住脚”。原因正如上面所说，彭慕兰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西欧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想。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西欧人比旧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的同时代人更有生产力，这同样没什么道理。

归根结底，在彭慕兰看来，西欧的优势既不足以说明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原因，也不足以说明为何其在帝国扩张上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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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左右，中国某些地区的生态与欧洲差不了多少，甚至恶化速度比欧洲还慢；然而当欧洲的生态开始趋于稳定时，中国却开始迅速地大幅恶化。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正是导致西欧与中国分道扬镳的根源所在。

欧洲由于具有多种纾解生态压力的来源，其中最核心的无疑是新技术、迎头赶上的技术以及来自新世界的意外收获，这导致了西欧成为同时期所有核心地区中，唯一一个逃出原始工业死胡同的地区，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

于是彭慕兰在驳倒其他观点之后，得出了自身关于“大分流”的结论，最主要原因在于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对新世界的剥削。前者可以使西欧免于环境恶化，并且实现工业革命以及技术革新，后者则能让西欧（主要是英国）在无须动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生产的制造品以合理的价格转化为愈来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产出的食物与纤维，纾解自身的土地压力。

当然除此之外，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国内食物供应量等因素同样影响了西欧的迅速崛起，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世界失去了继续称霸的机会。

在《大分流》当中，作者彭慕兰试图深入理解东亚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深刻内涵，以此来对发生大分流的欧亚国家做出客观的评论。

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很少有西方学者能真正客观地认识并看待中国（当然，东方人也很难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

彭慕兰的《大分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它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只是让这种偏见表现得更加隐晦罢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对于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研究提及得非常多，甚至比西欧的提及率还高。

不过在我看来，在很多时候，作者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理解往往没能真正窥见核心，这或许是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作者引用的中文文献非常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分流》在提及古代中国的家具、衣物以及装饰品文化时，选用了《金瓶梅》作为例证。

我们必须承认，《金瓶梅》的文学及历史价值远不像很多人认识的那么肤浅，它不负经典之名。但如果让我们中国人来谈论古代家具、衣物、装饰这些文化时，我们一定会选择另一本经典《红楼梦》，而非是《金瓶梅》。

原因无它，《红楼梦》在文化方面的内涵要比《金瓶梅》更加深刻。

《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不同选择，背后代表的是对于中国的不同认知视角，隔着文化与历史鸿沟，东方与西方注定难以真正认识彼此。

《大分流》一书探讨的是亚欧国家，或者说是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大分流。但事实上，在这之后，东亚世界也发生了一次大分流，这次分道扬镳的是中国与日本，在落后于西欧之后，中国在半个世纪之后又落后于日本。

彭慕兰在探讨“大分流”的时候，将中国与日本放在同一阵营，但这种相同阵营只局限于19世纪中叶之前，等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与日本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亚世界的大分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