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逆转》是一本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 / 马诺杰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口大逆转》读后感(一)：增长困境
本书分析全球经济环境将从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环境，将转变为高利率、高通胀和低增长的困境。 日本的长期保持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是通过劳动力转移维持的，就目前全球劳动力环境而言，也较难维系，无法作为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加入有效抑制了全球通胀压力，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全球通胀将很难维持在现有水平。 全球人口增长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过程。导致工人名义工资上涨，资产外流，国内的不平等加剧等问题，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各国右翼政府的上台。 对于增长这条出路而言，哪些技术变革或手段能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往往又是后知后觉的。这又使得部分高管在现有的激励体系之下，将“熬过去”成了解决之道，也就进一步压低了投资预期。 作者提出债券融资转股权融资，以及边境税调整等措施，用来缓解这一局面。但在下一增长阶段到来之前，人性的桎梏预期很难令目前的局面有明显改观。 只愿面对漫漫长夜，还能人性尚存吧。也许“增长预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台跑步机罢了，下了跑步机，必然还有更多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
《人口大逆转》读后感(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
本书基本思想很简单，人口和技术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变量，因此，过去几十年的低通胀并不是来源于成功的货币政策，而是大量劳动力供给的结果；在同样的逻辑下，不是全球化成就了中国，而是中国成就了全球市场。
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恶化也是由于劳动供给的激增导致的议价能力下降。但是更直接的矛盾其实是高技能和低技能人群的分化，因为两个群体的流动能力存在根本差异。高技能群体能够跟随可变资本在全球的配置，因而始终可以将劳动力与货币相交换，低技能人群则被锁在本地，和本地的建成环境一起，被迫接受流动资本的转出。
这其实部分契合了哈维的思路：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不能完全掌控的，因此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劳动力来源、新的原始积累。发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始终是不同地区之间固定资本对抗价值丧失的相互斗争。
古德哈特认为，当中国也开始迈入老龄化时代，世界经济必须指望印度和非洲能够带来比过去40年更加可观的经济增长，或者指望本地生产自动化或者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但是他对这两点的效果都持悲观预期。
老龄化形成的供给加需求双向冲击将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和赤字压力，公共部门在缺乏全球协调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增加企业税和财产税来缓解家庭部门的赤字。这个观点又和罗德里克是一致的。
《人口大逆转》读后感(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2021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出来了。
这个数据证明了一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究竟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读了一本书《人口大逆转 : 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作者是两名金融界权威人士。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是英国科学院院士，“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政策变成目标，它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政策）提出者。
马诺杰·普拉丹(Manoj Pradhan)是独立经济研究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
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人口结构和全球化的大逆转将导致更高的通胀。
过去30年，中国和其他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帮助降低了全球的通胀。
但是随着中国的老龄化，一切都开始逆转了。
印度等国家存在种种问题，难以弥补中国老龄化造成的影响。
作者认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的举国动员力，非洲等小企业体系不够完备且高度分散的经济体很难复制。
而印度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成为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障碍。
作者着重指出了一点，老龄化可能带来护理需求的暴增。
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上升。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都不会导致过早死亡。
随着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许多老年人将长时间患有这些疾病。
老年护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在可见的未来都很难被机器人代替。
随着人口趋势的逆转，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激增，尽管科技对制造业和农业有很大帮助，但是它并不能像之前一样作用于服务业，尤其是养老服务上。
本书重点讨论一个国家的例外，就是日本老龄化很严重，但是过去一直是通缩的。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发展，正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时候，恰逢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过剩。
日本企业采取行动，利用全球的人口红利来抵消本国的人口不利因素。
作者认为，央行控制通胀会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有二。第一，通胀是人口结构性和全球性力量的结果；第二，政府不会同意加息，因为加息危害经济增长，妨碍政府连任。
本书的逻辑推理还是比较通畅的。
那么这个推理能够兑现吗？
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日本这个特殊案例。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倾向于作者的观点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
我通过自己的观察研究，得出了三个关于日本通缩的结论。
第一个，日本的通缩是结构性的。
日本的经济新闻社曾经调查平成年代30年之间，在去除通胀影响之后1600多种核心快消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发现日本商品的价格变化非常明显，742种商品降价，占整体的45%，品类主要是生活日用品、食品；896种商品涨价，占整体的55%，品类主要是文具和健康类商品（减肥产品、健康恢复产品等）。
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一半的商品通缩，另外一半的商品通胀。
所以我们说日本老龄化导致通缩，这个说法其实不对，他只是结构性通缩，也存在结构性通胀。
第二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制造确实帮助了日本的通缩。
日本的经济新闻社调查之后认为，对于食品和日用品价格降低贡献最大的是零售渠道自有品牌商品对外部经销体系的打击。
日本的分销渠道一直是被认为进入日本市场最有效的非关税壁垒，其结构与欧美有很大不同。其显著特点是，许多与小零售商打交道的中小分销商主导渠道结构，旨在保护该体系的基础--小零售商的法律。
一份资料显示，日本雇员数目不足50的零售商的零售额占日本零售总额的80%。日本批发商中雇员人数不足10名者占76%；经营消费品则占50%。
日本销售渠道的长度与宽度都较大。
相比之下美国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大超市，折扣店和百货超市，美国销售渠道的长度与宽度都较小。
零售渠道自有品牌可以通过自己生产销售一条龙，压缩中间的各种渠道，节省全产业链成本，降低产品的零售价格，对日本的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通缩贡献巨大。
但是，零售渠道自有品牌真的只是靠压缩渠道成本吗？
不是，很大因素也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相关。
我们看一下日本最神奇的廉价超市，神户物产旗下的业务超市。
截止到2020年初，神户物产在日本有846家店，846家门店全部盈利，没有一家亏损关门。
最厉害的一个数据，它连续10年的SSSG（same store sales growth，同店销售增长）都在4%以上。
业务超市的自有工厂是与其他商超自有品牌的最大区别。
公司自己称之为从原材料的生产（1次产业）到商品制造（2次产业）、销售（3次产业）亲自操作的（6次产业）模式。
它在日本拥有规模最大的种植厂，从事种植、养殖及加工。
它拥有农场和渔船，在北海道亲自进行蔬菜生产和牛的饲养，在宫城县等加工捕获鲜鱼，直接运送到店铺。
它在埃及红海沿岸3000公顷的土地上种植菠菜和花椰菜，因为这里很少发生病虫害，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它在柬埔寨建立种植基地，充分利用当地低廉的人工成本，同时享受柬埔寨政策红利，未经加工的农产品可以免税通关。
业务超市卖的一个面包，牛奶可能来自北海道的牧场，面粉来自埃及的工厂，然后在中国的公司加工。
业务超市的自有品牌商品是通过全球20家子公司、23家自有工厂、350家第三方工厂生产而成。
其中在日本生产的只占10%，其他都由中国等国家进口。
在埃及，柬埔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种植基地和加工工厂提供了90%的产品，剩下10%的产品才是日本本土生产的，这个鲜明的对比足以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对日本的通缩
贡献巨大。
第三个，过去日本存在结构性通缩的领域已经开始通胀。
我们来看一则最新的新闻。
2021年12月20日，日本泉膳控股（Zensho Holdings）旗下的牛肉饭连锁“食其家”宣布，主打商品“牛丼（牛肉饭）”将涨价。这是“中碗牛肉饭”自2015年4月以来的首次涨价。日本三大牛肉饭连锁店在2021年9月以后都开始了涨价，曾是日本通货紧缩象征的牛肉饭行业迎来了转折点。
我们总结一下，对日本的通缩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老龄化并不是只会造就通缩。日本其实是结构性通缩，而对结构性通缩贡献最大的其实是发展中国家的的低成本生产制造体系。
所以，如果中国这个世界第一的低成本制造基地因为老龄化变得不再低成本，而印度非洲等人口红利区域又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完全代替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基地（最多是部分代替），再加上机器人和AI技术也不是万能的，那么全球面临一个通胀持续上升的结局也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补充一下，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碳中和。过去人类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碳排放破坏环境基础上的。如果要完全实现碳中和零排放，考虑到人类的基础科技进展停滞，必定会导致通胀。这个通胀比起老龄化造成的通胀，恐怕会更加恐怖。
《人口大逆转》读后感(四)：世界经济面临严重危机，利率与通胀将会走高
“富人通胀，穷人通缩”是金融危机后饱受诟病的经济现象，却鲜有人能充分解释。本书独树一帜，用人口因素解释“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的格局之谜，并大胆预言未来会随人口老龄化而逆转。
中国与东欧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发达国家人口良性变化导致低通胀和劳动力议价能力削弱，实际利率下降又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国家间的差距缩小，但国家内贫富差异增加。发达国家拥有资本和高技能、中国和东欧工人是全球化的赢家，而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导致民粹主义泛起。
未来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率，劳动力增长放缓，中国劳动力数量和农民工数量正在下降。
预期寿命增加，老年人会增多，老年人护理会成为严重负担，因为照顾老人会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国内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尤其是护理痴呆病人需要大量资源，而医学和机器人却没有太大进步。
（1）全球从通缩转向通胀，工资上涨，国内不平等缓解；
（2）实际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上升。
（1）大幅提高退休年龄；（2）工人增加储蓄应对养老；（3）增税用于老人。
（1）改革开放；
（2）加入世贸组织；
（3）中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1）经济特区土地补贴；
（2）户籍制度保证廉价劳动力供给稳定；
（3）实施严格资本管制，干预外汇市场，实际负利率，抑制金融以强迫居民将储蓄转移给国企；
（4）以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换技术和资本。
（1）增长放缓；
（2）相对容易的技术转让途径不再；
（3）人口到达刘易斯拐点；
（3）制造业资本积累进入尾声；
（1）中国不再是抑制全球通胀的力量；
（2）储蓄减少，经常账户将出现逆差；
（3)技术进步更加依靠国内创新，而且艰难。
（1）全球抚养比正处于拐点；
（2）主要经济体人口挑战严峻；
（3）产出增速下跌。
（1）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将出现痴呆以及诸如帕金森病和关节炎等造成依赖性的病症；
（2）痴呆预防难，护理成本高，临床试验几乎全部失败。
护理服务不太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其他的劳动力必须提高生产率才能提高未来产出，也不能和贸易一样离岸外包。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对相关职业人士、老年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的需求将上升。护理需要高情商，但被视为低技能。吸引外国劳工面临文化、语言和政治问题。
随着抚养比的下降，被抚养者带来的通胀效应超过了工人增加带来的通缩效应。
原因：
（1）全球化放缓；
（2） 反移民浪潮；
（3)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减少。
相比上升的债务和赤字水平，削减公共支出或提高税收的政治痛感更为直接。
（1）随着抚养比上升，居民储蓄率下降；
（2）住房需求不会大量减退；
（3）短视和缺乏想象力使人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平滑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消费。
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议价能力增强都将削弱企业的利润率。
目前异常平坦的收益率曲线很可能会变得急剧陡峭。
左翼主要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主义。
典型的蓝领工人将移民视为竞争者，认为他们部分抑制了工资增长，并带来了不受欢迎的文化和社会变革。
（1）人力资本的回报与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同步上升，依靠肌肉力量和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得的回报却停滞不前；
（2）中等技能的岗位相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岗位有所下降，从而迫使那些无法提高人力资本的下层中产阶级回归技能含量更低的职位；
（3）虽然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一起蓬勃发展，但与下层中产阶级相比，这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数量要少得多。
（1）技术进步消除（或大大减少）了对某些类别（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
（2）垄断力量增强和行业集中度提高；
（3）全球化和人口趋势。
金融危机后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几乎水平，只要未来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在工作和退休之间转换，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变得更加平坦。
面对国内劳动力的不利变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日本在国外寻求缓解手段，并引进了全球充裕的劳动力。
（1）自动化是对全球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
（2）未来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幅度有限;
（3）移民不能抵消人口结构方面的逆风;
（4）印度和非洲不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人口不利因素。
（1）在那些受先前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外围国家（包括英国），居民部门债务率的增长幅度最小，甚至有所下降;
（2）当时未受影响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已经接手成为房地产热潮的先锋;
（3）在较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住房杠杆率上升幅度最大。
（1）在新兴市场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大幅上升，尤其是中国；
（2）在发达经济体，从股权融资向债权融资的转变是债务率上升的原因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由不断增加的股票回购活动所致，尤其是在美国。
（1）过去偿债率不变。 债务水平的上升几乎完全被利率下降抵消，使得偿债率在过去几十年几乎保持不变，即使日本也是如此；
（2）央行保持利率逐步有限上升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当前基本不可能使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大幅超过实际利率。
（1)老龄化；
（2）劳动人口下降；
（3）实际利率已经变得非常低。
（1）（预期外的）通胀；
（2）重新协商；
（3）违约。
（1）公司股权津贴；
（2）边境税。
相比于“外部人”，“内部人”能够获取多得多的企业经营信息，从而有可能运用这些信息防范过度的风险行为。“外部人”按目前的做法承担有限责任。
将数字公司税收的核心从公司的物理存在地转向销售所在地。
对土地征税而不对土地上的建设成果征税。
央行独立性可能会滑入危险的境地， 财政政策很有可能也会紧缩不足。
（1）自然失业率u*下降；
（2) 资本回报上升,除了与资本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之外，其他劳动力的实际回报几乎不可避免地下降。
（1）我们对未来个人储蓄的趋势不如主流观点乐观；
（2）我们对劳动力总量收缩条件下的企业投资更加乐观；
（3）我们认为债务就像巨大的路障，但不可抵抗的人口趋势终将绕过它。
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推导不失其为一本好书，使我受益良多。单凭人口因素充分解释过去低通胀、低利率之谜令人眼前一亮，预言未来将会逆转更是让人大吃一惊。如果经济格局如图作者预料的那样变化，我认为在形势逆转前会出现滞胀，世界不得不得迎来“沃尔克时刻”，那将会是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本书观点将会成为主流。中国的95后可能是最倒霉的一代，刚踏入社会就面临就业困难和房价高企，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童年形成鲜明对比。中年时劳动议价能力的加强不足以补偿税负加重，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又处于老龄化顶峰时期，此时养老金早已亏空，可能还需供养父母与孙辈。为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储蓄足够多的资产，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康，才能平滑消费，保障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