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是一本由陈正祥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6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一)：读后杂记
四星半吧。作者在海内名声不著，其实功力深厚，治学勤奋，读其作相恨见晚。然此书所选文章似意在普及，尽管依旧考证精密，较复旦历史地理之学术，胜于通而失于浅。作者一生漂泊海外，学名驰誉国际，然而书中痛恨英国、日本之处极多，处处卫道于中华文化，可谓“民族主义学者”。然其前言所云“如果没有日本无端发动侵华战争······我可能有一极美满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养的儿孙——汉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现在呢？除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虚名，我一无所有；唯有回忆、失望、惆怅和哀伤！”——这是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路，用此心路去理解杨振宁、何炳棣、唐德刚······大可不必用后现代去嘲笑“家国情怀”的落伍。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二)：朱元璋寒苦的出身，让他做出了远迈汉唐的功绩
身在现代社会，人口普查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从上到下的详细普查。
然而，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难一见的，现代人要想了解古代的人口情况，很不容易。中国学术界数据可视化的先驱、被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盛赞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陈正祥的代表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里，就提到了中国古代最好的一次户口普查，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崛起的一代豪杰，他深知元朝对民间控制弱化造成的弊病，而经过元末明初的大乱后，安抚颠沛流离的百姓，弄清真实的户口信息，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朱元璋先是用均工夫和户帖制度，通过强力推行，掌握了天下人口及其财富；接下来又推行黄册制度，配合里甲制度，这就让朱元璋超越了前代帝王，对天下户口、地籍有了深入了解。
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朱元璋时期统计的人口，跟西汉平帝时期的差不多，这一千三百多年的治乱波动，真是太为难老百姓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朱元璋这么准确的统计数据，没有完整保留下来，而明朝后面的皇帝，文治武功不及乃祖，官员们更是腐败无能，这就让黄册制度不可信，留下来的数据没有参考价值。
而在明朝中后期的荒诞数据背后，也隐含着王朝灭亡的密码，这些官方统计不到的人口，最后都成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跟从。
现代人在节假日喜欢到处游玩，古代人没有那么多高科技的羁绊，游玩更是一项非常有深意的活动，也就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珍贵的游记不仅留下了历史印记，更有着地理学记录价值，让我们对古代的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喜欢历史的朋友也会发现，在正史中的很多篇章，其实就隐藏着游记，虽然篇幅可能不大，也没有太细致的描绘，但跟随先人的足迹前进，也是弥足珍贵的体验。
当然，古人游记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中国领土的确认，最明显的就是明清时期，士人们去台湾省旅游的文字，这些记载足以证明，台湾省一直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都有明证。
陈正祥学识广博，研究角度独特，重视从正史、方志、游记等各类传统典籍中汲取素材，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中这些非常扎实的知识，值得一读再读。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三)：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变故，导致南北易势？
要寻找中国人的根，一般人都会到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寻找答案，因为这几个省份是古代中原地区；而如果要看现今经济文化昌盛之地，那就要到江浙、广东等南方地区了。
为什么古今变化这么大？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娓娓道来，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
汉文化的原始中心，从仰韶文化的发掘分布来看，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随后中原人向四周扩张，核心也是在长安、洛阳等古都，北方占据绝对优势。
直到西晋末年，随着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中原人的到来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但北方还是占据优势的。
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北方长期战乱，南方进一步得到开发，致使南方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在文化层面，北方仍有优势。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后，南方最终占据了全面的优势，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凸显，南北地位的转换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正祥根据《汉书·地理志》《汉书·百官公卿表》《旧唐书》《通典》《新唐书》《宋会要辑稿》《全宋词》《宋史·宰辅表》等典籍，绘制了从西汉到明朝的各种地图，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南北的变化。
而“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等谚语在明清时期的流传，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要说起来，北京是个非常幸运的城市，因为它从金朝开始，就长期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繁盛。
陈正祥也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她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长期作为中原王朝向北方进军的重要据点；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后，北京成为了辽朝的南京，作为四大陪都之一；金朝灭辽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营建中都城，成为金朝首都；元朝灭金后，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迁都北京，营建大都，继续作为首都；明朝灭元后，刚开始明太祖朱元璋拆毁元大都，将宫殿珍宝迁往南京，但随着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在南京呆不住，就迁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后，继续将北京作为京师。
数百年的中心地位，让北京拥有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从而奠定了古都的基础，也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太多的惊喜。
陈正祥见识深邃，论证细密，并且非常重视数据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制作了大量精致图表，化繁为简，堪称妙品。如果要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认真研读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四)：《中国文化地理》原自序
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它发源于黄土地带，然后向周边扩散，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并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汉和唐宋时代，中国文化曾放发无比的光辉。自北宋王朝灭亡，中国文化开始失落；但在广阔的汉文化圈内，经济开拓继续向南方发展，生产技术仍不断有所改进。
汉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特别是水稻的栽培。稻米是人类最好的粮食。汉文化爱好和平，努力建造城池来抵御侵略。大批城池成为中国特有的地理景观。
农业的高度发展，需要适当的水热条件。中国文化中心的从西北移向东南，一方面固然是不断受到游牧民族的压力，但也受到东南地区较佳生产条件的吸引。科学实验知识告诉我们，在同样的耕作技术下，愈炎热湿润的地方，农业生产的效果愈好，但当然也有限制。从华南而南洋，乃至澳洲的北部，都很适宜汉文化的发展；又因为汉文化是缓进的、和平的，它的自然发展会给各地的原居民带来安定和繁荣。唯此项自然发展，受到了欧洲侵略势力的阻挠。
十五世纪初叶明王朝伟大航海事业的中止，是汉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国的势力从印度洋和非洲东部退缩，给欧洲人以机会，让他们纷纷抢夺新世界。明代中后期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长城内外，倭寇的不断袭击东南沿海，两面夹攻，更削弱了中国的势力。亚洲人内争方殷，欧洲人倾巢而出，侵占了全部所谓新土地。这是汉文化和欧西文明发生差距乃至优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的残暴势力终于侵入亚洲。
欧洲人要掠夺亚洲的资源，并确保新侵占的土地，关键在乎能否阻挡中国势力的南下。因为当时在力量的对比上，可能抵抗他们邪恶势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汉文化。于是他们首先残酷地屠杀汉文化前哨城市像马尼剌［拉］、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的华侨，后来又想出利用鸦片毒害中国的狠办法。英国人大做鸦片生意，先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再麻痹中国人的意志，然后以真刀真枪，劫掠中华大地美好文物，并且破坏不能搬走的！
鸦片战争对汉文化的打击是空前的，它揭穿了当时中国人的虚弱，破坏了汉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突出形象；科学和技术的相形见绌，使有烟毒后遗症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从此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无法继续向南扩张。中国过剩的大量人口无法向外移殖，接着连汉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蚀，直到今天！汉文化圈的外围，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一向崇尚汉文化的，都遭遇极大的震荡，开始怀疑这古老文化的优越性，争相摆脱汉文化的影响，转而接受欧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稍后的所谓日英同盟，都是鸦片战争的附属产品。
优美中国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满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鸦片而突然破产，曾长期令人迷惘！中国文化经受这恶毒的打击，难道永远不得翻身？我不相信。中国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复兴，中国人就要永远做世界的二等公民！于是我发奋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读书，一直使自己在地理学研究上遥遥领先，最后主持了包括各国专家学者的世界农业地理委员会。我在北非各国考察并指导沙漠灌溉，首先把中国人的影响力带回非洲！
据说我还是第一个直接选任英制大学讲座教授的人，但我从来不讲求这些！我只做每一个知耻中国人应做的事。1952年美国地理学会庆祝创会招请的地理学家中，我是亚洲的四人之一；1957年日本承担召开国际地理学会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区域会议，因其时未脱穷困，举办方发表的邀请名单仅有十一人，我是亚洲的两人之一；1959年是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包德［堡］逝世一百周年，柏林地理学会联同国际地理学会邀请的亚洲学者，我是三人之一，并且是全体一百人中最年轻的一人。这些我做到了，其他只会空喊复兴汉文化的人，又做出了一些什么贡献？
我从台北转职到了香港，很想对鸦片战争的发源地做一番实地考察。英国人以香港作基地，对中国欺辱搜括了一百多年，我误认他们已知罪疚深重，要从事忏悔，想做点善事，才创办这所新大学，我可能对此做出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到香港后不久，便发觉鸦片战争的邪恶意识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中国文化的沉沦，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我想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应负担较多的责任。为达成此项目标，首先要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愿以身作则。我一直是念理科的，有了这个信念之后，就得改变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识代替脑海里的符号同公式。有几段颇长的时期，我只读中国的古书，乐而忘倦；所订购的科学书刊，任其尘封。终因文史的根基不够好，进步甚为缓慢。所写的有关论文，多数属于尝试性质。
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发表过，但不见得都很成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是1979年在日本广岛大学和国土地理院的讲稿，稍后又刊载广岛大学《地理科学》季刊第32期。《方志的地理学价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说，也就是英国制大学的所谓Inaugural Address，曾经由该大学印刷发行。上述文章，皆或多或少经过了修订。《北京的城市发展》，是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于1977年出版《中国研究丛书》第三号《北京》一书的摘要。《长城和大运河》是残卷。我在过去三十年间，对长城和大运河曾收集大批资料，包括地图和照片，两者皆可单独成书；但1977年底离开中文大学时，大部分稿子都不见了。大运河的因为摘要油印过，部分赖以保存。
在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实难以严格划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却追随历史而不断改变。我最近所写的另外七八篇论文，体系倒比较完整，有朋友劝我应先发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但我总觉得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太多，对此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同时内地近年从地下发掘出了许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实我的历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数年。因此才决定先出版这一本书。我知道应该提到而未能触及之处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实在太忙，无法面面顾到；若有缺失或不妥当，希望读者指点和批评。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尤其是在东亚，使我深信汉文化并非单独属于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东亚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许多日本朋友，都认定汉文化是很优美的文化，特别是在精神感召方面，否则它不可能延续得这么长久；汉文化圈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单元，否则它不可能养活十二亿人口。
放眼世界，局势激荡。我呼吁广大汉文化圈人民的大团结，用较大的经济、文化联合力量，迎接非常艰难但也可能转运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忘却过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争取将来。日本人应该放荡胸怀，尽量消除因狭窄生存空间所产生的偏激。我们应该互相了解，加强合作。我一直就想通过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对促进汉文化圈人民的了解和合作有所贡献。或许也就是这个心愿，才引导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于日本广岛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上册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下册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读后感(五)：从科举取仕看中国文化重心的南迁
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提到，「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所以从各朝进士籍贯的分布变化来看中国文化重心的迁移也是一个不错的视角。本文所用资料依然来自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这个数据库确实珍贵，但历史人物信息庞杂，本人又非历史专业出身，网上查阅相关资料的能力有限，所以行文难免有错漏，欢迎指正。
关于数据口径的统计方式有必要提前说明。一个是进士的统计范围，一个是进士籍贯的归属。
进士的范围。文中论述的进士，实则是广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因为各朝进士的范围不同，如唐朝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宋朝科举袭五代旧制，有进士、九经、五经、学究等等。本文所选样本为所有通过「科举門」入仕的人物。
地域的归属。本文中涉及进士籍贯根据数据库中传主籍贯、迁住地、出生地、祖籍、落籍等地理信息依次补缺，以上都没有的记为缺失从分析中剔除。因为几千年来中国行政区划不断变化，地名和范围多次更迭，要统计人物籍贯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标尺，所以本文以进士籍贯经纬度所属的现代行政区作为统计标准。
首先是省份的归属。比如莆田县，北宋初年归两浙西南路管辖，后来闽地从两浙路分出，置福建路，现代莆田县归属福建省，那莆田的所有进士都算进福建省。
城市的归属也一样。比如河南登封县，明清时期隶属于河南府（今洛阳地区），后来又划归开封地区，最后归属郑州市。在本文的统计中，登封的进士都归属于郑州市。
另外CBDB对进士数量的统计也并非完备，尤其是宋之前，所以图中数据也仅供参考。
我们从省份和城市两个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分省的统计来看，在宋代以前，北方省份占据主导地位，隋唐时进士最多的五个省份（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有四个在北方。
宋代之后，南方进士数量逐渐超过北方。以明为例，进士最多的五个省依次是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福建省、河南省。南方已经处于绝对优势。
细化到城市粒度，从公元581年到1911年，进士最多的十个城市全部都在南方，不过这可能跟数据库对宋之前的进士统计不完备有关。即使只看明清两朝，南方的苏州市、福州市、宁波市、莆田市、吉安市等城市走出的进士数量也远高于其他北方城市。
分朝代来看，西安在隋唐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走出进士前十的县中，京兆府占据4个席位（长安县、万年县、华原县、高陵县）。排名第一的是京兆府长安县，第二为河南府洛阳县（今河南洛阳市），第三位深州安平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前十中，南方仅有吴县和莆田县上榜。
说起长安，一直流传长安改名西安的说法，但长安这个地名实则从未消失过。唐朝首都所在行政区正式称谓是「雍州」，后改「京兆府」。都城区域归属长安县和万年县。宋明京兆府降格，明朝改称「西安府」，是为西安名字的由来。而长安县一直保存了到现代，直到2002年6月2日，撤销长安县，设立西安市长安区。喏，长安这个地名一直在的。
唐代，南方人考取进士的少，拜官入相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当时，南方人即使位极权臣也不免被放地图炮。 唐高宗永徽六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强烈反对立武氏为后。他的据理力争被武氏听到，武氏在帘幕后大喊：「何不扑杀此獠？」（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这个「獠」读作lǎo（同狫），是当时北方人对南方人的一种蔑称。而褚遂良来自杭州钱唐，地道的南方人。
南方人在政治核心中的弱势地位从宋开始发生改变，归根结底是南人在科举上的崛起。到明朝，走出进士前十的县，从兴化府莆田县到苏州府长洲县都在南方，与唐形成鲜明对比。
明清时期宁波的进士主要归功于余姚、 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二县。余姚在明清时隶属绍兴府，解放后划归宁波。鄞县所属的明州府即宁波府，明初避国号讳，取「海定则波宁」之义，朱元璋将明州改称宁波，沿用至今。
文化重心南迁
这部分我尽量用更直观的方式，展现所谓文化重心的向南迁移。
纬度是区分南北方的重要标准。以进士籍贯地的纬度为纵轴，以对应纬度进士人数占比为横轴，画一个折线图，折线峰度越大表示这一纬度走出的进士人数越多。从图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由隋唐到清，折线图的高峰逐渐向南偏移，低纬度地区的进士人数占比越来越高。
若是把一个朝代所有进士籍贯的经度和纬度分别取均值，得到的坐标点可以视作这个朝代的「文化重心」。虽然这个所谓的文化重心没有现实含义，但随着朝代更迭，通过文化重心在空间上的移动，可以看到文化的迁移方向。
隋唐时期的文化重心还处在我国北方，到五代十国，已经南迁迫近淮河北岸。宋之后，重心已到达南方腹地。随着元明清大一统王朝在北京定都，文化重心有往北挪移的趋势，但也没有再跨过淮河，彻底停留在了南方。
从城市粒度的微观视角，在时间变化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以南北方几个典型城市为例。从隋唐到清末，这个几个城市在进士的累计人数增长趋势上，有几个关键节点很有意思：755年安史之乱、1127年宋室南渡、1402年永乐迁都。
唐朝安史之乱：唐初，西安在文化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公元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后，西安增速明显放缓。借用陈正祥的观点，这个时候「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也像秦汉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样，先作东西向的搬迁，即从长安向开封、洛阳移动」（出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北宋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开封崛起，进士人数逐渐超过西安。江南的苏杭、福建的莆田也开始崭露头角。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后，宋朝失去北方大片国土，迁都临安，开封在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也不复存在。
「中国文化发展到北宋末年，中心已趋向于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东南」（出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明成祖迁都北平：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后，西安、开封终于结束了长达300年的封印。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政治中心重回北方。北京以国都身份崛起，文化上赶超西安、南京等故都，不过此时，苏杭在科举上的霸主地位已无法撼动。
参考资料：
1.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January 1, 2018),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2. 陈正祥.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
3. 宫崎市定. 科举史[M]. 大象出版社, 2020.4. 网上其他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