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一篇。上博馆藏的这批竹简在1994年初发现于香港文物市场上，并于同年经上海博物馆出资收购及获捐赠，总计入藏竹简1200余支，35000余字。简文为楚系文字，时代在战国晚期，推测为楚国迁郢都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从2001年起至2012年止，共已陆续刊布九册。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涉及诸多学科，对相关研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诗论》即属首先公布者，包括29支简，计约1006字。这批简较多残断，其序列难以判定，文字部分也有许多缺失。其中内容皆系孔子对于《诗经》篇章、诗句的评论之语，整理者据此定名为《孔子诗论》，学界亦称《诗论》。因其文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而所保存的又是先秦时期《诗经》文献的样貌，及早期儒家对于《诗经》的诠解，故而显得弥足珍贵。自从2001年正式公布起，此篇简文即受到广泛关注，学者已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如字形、序次、篇章、文义等，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众多研究中，与《诗经》学史有关的方面特别值得关注。在此之前，我们对于《诗经》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且主要为成于西汉初年的《毛诗》；出土材料有阜阳汉简《诗经》、汉石经《鲁诗》残石和其他文献中零散的引《诗》内容等，总之先秦时期的论述相对比较有限。《孔子诗论》却直接反映了先秦《诗经》学的面貌，极大地补充了早期儒家学派对于《诗经》的理解和阐释。自被公布起，学者们即已注意到其中内容与汉代《诗经》学颇有不同之处。不过，相较于不同，我们还留意到二者在背后亦有隐微的联系可为发掘。关于这一点，常森先生已有论文《新出土〈诗论〉以及中国早期诗学的体系化根源》从诗学体系的层面展开了讨论。我们于此也就《周南·关雎》进行一个案研究，从具体诗作的阐释变化中探析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变化游移及隐微联系之处。
《孔子诗论》中多次提到《关雎》。其中一段较为具体的文字云：“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合二姓之）好。”（释文及所补文字据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大致而言，此句的意思是说，诗中用琴瑟的欢愉，来表达友爱淑女的心愿；用钟鼓的音声乐曲，来举行合二姓之好的婚礼。值得注意的是，《诗论》于他处对该诗亦多有评议，如云“《关雎》之改”“《关雎》以色喻于礼”“《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故《诗论》对于《关雎》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与“改”相关，其中思想有所进益，最后乃归结到“礼”上。再结合对于“四章”的评论，可见在《诗论》的理解中，相关章节之意为由爱恋淑女而至步入婚姻；由情爱始，而归至婚礼终；大旨是以“色”来说明须得守礼。
这时再回顾传统《诗经》学对于《关雎》的解释，即可发现明显有异之处，及某些暗中的关联。由于《诗序》一上来就下定义：“后妃之德也。”其后的阐释诸家也大都没有离开此一藩篱，基本皆从政教立论：与君后礼法相关，而与男女情感几乎无涉。不过在今最早的对于《诗经》的完整注释《毛传》中，尚能见到些许痕迹。《毛传》虽然亦以后妃之德释说此诗，但仍言“后妃说乐君子之德”，尚见喜爱之情；言“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亦有婚配嫁娶之意；且释“服”为“思之”，仍存思念之心。然而《郑笺》解诗则全然不同。其意以为此诗言后妃以德感化，三夫人等能和好众妾之怨者；且后妃求贤女，与之共己职事。换言之，在《郑笺》中，不仅不见男女之爱，亦不见婚礼之成，全为后妃之品德与行事。虽然《郑笺》常以礼释诗，有“按迹以求性情”之讥；但在此处其所引礼乃庙堂之大礼，而非亦可施用于常人之婚事，是故其义与《诗论》所言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上状况在《诗论》所专论的“四章”之中也有具体体现。尽管学者们对于“四章”有不同的说法，但基本认同论中指的就是今本的最后处，即“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两段。细味《诗论》之意，可见其将此二事理解为前后递进关系：先由琴瑟使之喜悦，表达内心爱意；继而进至钟鼓礼乐，双方步入婚姻。这一点在《毛传》中尚有些许的遗存。对于“琴瑟友之”，其注云“宜以琴瑟友乐之”，乃亲爱之、使之愉悦之意；对于“钟鼓乐之”，其注云“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进而与品质相关联，略微有所不同。然而注文中的“友乐之”，已有将二事互文并说之嫌。《郑笺》则注为行礼时琴瑟钟鼓齐鸣，乃合并为一事而说之，与《诗论》所言则已全然大异。
从总体上看，《诗论》中完全不见政教之意，亦不见美刺之说，与汉代《诗经》学的阐释原则有着显著的不同。《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结合《诗论》，该句所指或即为《关雎》中表现的男女感情，喜爱悦乐而不过分沉溺，辗转思念而不过于伤悲，总之最后返归于礼。《诗序》据之敷衍，融入政教内涵，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则已将《论语》原先明白有机的理解分析得支离破碎。然而《郑笺》进一步拧曲其义，以为“哀”乃“衷”字之讹，如此则与孔子之论更难切合了。
由于《关雎》居三百篇之首，历代学者大都以“后妃之德”释之，从而湮灭了其中所体现的男女感情。如朱熹《诗集传》即以此诗为“宫中之人”而作，用以咏太姒之“幽闲贞静”的美好品德。方玉润《诗经原始》则驳斥了《诗序》“后妃之德”及《诗集传》之说，以为“周邑之咏初昏者”，其实反而较近古义。现代学者则多重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爱恋之情、追求之思，而一般不会附赘由“色”归于“礼”的意味。总之，《诗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包括《关雎》在内的诸诗篇的理解层次是很丰富的，且与后世的诠释多有相当的不同。这些理解在汉代《诗经》学中或已化为残影，或成为破碎扭曲的重构。由于先秦论说诗义之文献本身的消亡，后世对于诗的理解也只能主要建立在汉代《诗经》学上——或遵之，或驳之，却难以与更早的理解建立联系。如今《诗论》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先秦儒家《诗经》学说的重要窗口，从中正可目睹其时对于《诗经》诸篇阐释的纷繁复杂的样貌。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完整地梳理《诗经》学史的早期发展演变途径，而且有助于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诗篇文义，从而使我们做出更为贴近原义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