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毛诗注疏》是一本由[清]阮元 校刻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0，页数：20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阮刻毛诗注疏》读后感(一)：读李霖毛诗学研究（一）
这几天读了几篇和《毛诗注疏》相关的文章，有
程苏东：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毛诗》所称“正义本”考辨；
李霖：论陈乔枞及王先谦的三家诗学体系；《秦风·渭阳》的经学建构；从《大雅·思齐》看郑玄解诗的原则；郑氏《诗谱》考原；
收获很多，将日记整理一下。
看《秦风·渭阳》使我想到《诗序》是在已有的次序基础上写就，还是完成后对次序有调整，我现在倾向认为是前者，至少主体是如此，以后再详说依据。今天读完了《大雅·思齐》郑玄的解诗原则，满足了我对毛传申《序》与郑笺申《序》的同异存在的疑问。
“①毛对《诗序》的贯彻不如郑充分，②也不注重融汇其他诗篇乃至群经的经义，③结构也似较为粗糙，④而文本释义则相对平实合理。”
之前我虽然久知晓乔秀岩老师《郑学第一原理》，但读下来的体会很浅，对所举三礼的事例很陌生（这课要快补）。对“结构取义”，和李老师提及的“文本、结构、经义”也不明白，通过《思齐》的解析才感觉到美妙。（首章：大任居首，思、则。三、卒章：宫、庙统摄，不、亦、肆。所谓结构是也。）
“属词比事”是结构的一种方法，最适用于《春秋》（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也具备文、事、义三个要素），马楠老师说《毛诗》则是高度依赖旧说的。毛诗经义不是“比经推例”，而已具在《诗序》。
因此，要是用书、诗的重言重意（高本汉《诗经注释》承袭清学传统，重视词例，尤其是各篇的文句互见。以前翻《尚书》重言重意的本子，初以其坊刻，颇不看在眼中，但仔细了解一二，就心里觉着它对阅读的好处。这种本子，《诗经》也有，可以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先声），结构只会解构。如《周南·卷耳》三个“我”字，郑玄竟区分出“我后妃”、“我使臣”、“我君”三义，以贯彻《诗序》（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乔老师说：“清人先确定实词词义，据以调整对经文结构及虚词的解释，而郑玄先确认经文上下结构以及显示经文结构的虚词，据以调整实词词义。”结构是将经义牢牢落实到文本中，意使文本完全为经义笼络的桥梁。李此文精彩诠证，代下注脚，类肖本师。
再就毛郑申《序》的不同详列例证。①首章—文王所以圣也；②京（文王之什·大明，文王受命，《公羊传》：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宗公（文王之什·文王、绵、棫朴，国语·晋语），寡妻（周南召南谱、大姒嗣徽音），宫、雝（文王之什、文王受命），射（礼，仪礼·乡射礼、礼记·祭义）；③三章、卒章：“宫”统三章下四句为一层，“庙”统卒章上四句为一层，末二句作结。两层均以两组“不、亦、肆”格式并列；④郑大量增字成训，又不合常例，如思、京、宫，几无用例，如无射、无斁。
《阮刻毛诗注疏》读后感(二)：点读毛诗注疏
我为什么要“点”诗疏，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有点，才能“读”得下去。大一大二我也翻过中华两大册的十三经注疏，后来也用过北京大学标点本，也动过心思要弄一套。
记得我尝试读《左传注疏》，拿着北大简体的标点，受不了开头长长的累赘，直接从隐公元年开始，云里雾里坚持了几页。
后来又借了《尔雅注疏》，在那没趣的课上翻，也不能助兴。我知道有高人是以读字典为趣的，高中我也喜欢从袖珍的常用字典里，知道那么多闻所未闻的语例。
我本来是从倾慕王念孙开始的，但一直都读不下什么说文、尔雅、方言，虽然也曾计划数着每天几个词，把广雅疏证、尔雅义疏干倒。但这着实考验人的耐心，也衡量人的无趣。
所以，我是从来读不下注疏的人，只捡些今注今译看，但倒把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看的差不多，只有周礼、仪礼在半百左右。
读不进去注疏，而北大的十三经已经涨得船高，我就连买的心思都无了。
嗯那我后面为什么又鬼使神差的买了呢，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是在大四的下学期疫情蛰居买的，中华四拼一的影印本，或许就是在家荒的。但买来可就不荒了，到现在我也没用着。
我第一次读起注疏来，是去年这会，我花了大价钱买了《春秋左传正义》，单面影印的宋本，这我写过评了。怎么舍得浪费呢，硬着头断句起来，点着点着竟然有了七八卷，于是我知道自己是可以读注疏的。
现在我点起了《毛诗注疏》，一来我听不少高人都推重毛诗和礼记正义，二来上半年上了课，而且我有传古楼影的单面本方便点，我又嫌礼记琐细。
点注疏有使人异化的危险，在一篇又一篇的重复中计件，即使没有工资拿。而一开头就上演了最精彩的内容，使你越读兴头越顺着滑梯溜，我现在点到了《邶风》，就想通通跳过，但读了之后的《诗谱》。
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毛诗正义给我制造困难时，往往是关于礼制的地方，因为我的三礼读的是半桶水。但我点起毛诗、左传注疏来还是很顺畅，也不用参考，这是我对各经的白文读了不少的好处。
即使是礼制也不是瞪眼，只是有些地方不敢下笔多点。所以我感到诗三百篇篇一律，还不如先把三礼读全。
去年读左传正义，我还用了几种本子校，这次基本没有这个环节。因为阮刻有校勘记可以读，此外毛诗正义的本子不多。杏雨书屋的单疏本要从《郑风》开始，还很早。但我也用到魏了翁的《毛诗要义》，颇能有所补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宋淳祐十二年徽州刻本《毛诗要义》
《阮刻毛诗注疏》读后感(三)：【转】蔣鵬翔：《阮刻毛詩注疏》出版説明
《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清阮元匯校，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影印。 《毛詩》經、注、疏的合刊，始於宋紹熙辛亥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彚，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據宋刻八行本《禮記正義》所附識語移錄） 這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的行款為半葉八行，即《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越中舊本注疏”，故習稱“越刊八行本”。其宋刻原書已佚，所幸尚存日本舊時據八行本影鈔的殘本五冊，清光緒時，楊守敬赴東瀛訪得此殘本，後攜歸中國，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被定為日本室町末期鈔配江戶中期鈔本。根據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的考證，越刊八行本《毛詩注疏》的經注源出宋監本，疏文則源出單疏本，在合刊時又進行了一定的修改。作為《毛詩》經注疏合刊的祖本，越刊八行本的原書雖已不可見，但魏了翁的《毛詩要義》即據八行本節鈔而成，武英殿本《毛詩注疏》也很可能在校勘過程中利用過八行本的衍生版本，[一]其他相關版本的文本同樣或多或少地受到八行本系統的影響，故此本正如鄭樵《通志·校讎略》所言“書有雖亡而不亡者”。 繼八行本後，《毛詩》又有兩種經注疏合刊本，一為宋刻十行本，一為金刻十三行本。後者僅存卷二殘葉三紙，王靜安斷為平水本，源自蜀本。 此殘葉行款並與之近，當亦平水刊本。岳倦翁舉注疏本有越本、有蜀本、有建本。越本八行，建本十行，蜀本世未有傳者。此十三行者，殆即蜀本。元人平蜀，遠在得江南之先，故平陽所刊書多蜀本。（王靜安《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二] 合刊《毛詩》經注疏的八行本和十三行本均不附陸德明《經典釋文》相關內容。這兩個系統的印本存世絕少，知者亦希，真正廣為流傳的是創始於南宋建刻的十行本系統，元以後的《毛詩》經注疏合刊本皆自十行本出，而嘉慶阮刻本則是這個龐大而繁榮的版本系統中的集大成者。 存世最早的《毛詩注疏》十行本是南宋建安劉叔剛一經堂刻本，現藏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據張麗娟推測，當刻於南宋中期光宗、寧宗間。[三]與八行本、十三行本相比，該本最顯著的特點是正文中增入了陸德明《釋文》的相關內容，但該本並非八行本經注疏加上《釋文》的簡單組合。從校勘的結果來看，宋刻十行本的經注部分是來自建刻附釋音本（很可能就是余仁仲刻本），而非八行本經注所據之監本，其疏文仍源自單疏本，但也有一定的增刪修改。[四] 元代覆刻諸經注疏的宋刻十行本，《毛詩注疏》亦在其中（根據長澤規矩也《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的研究，大約覆刻於元泰定年間）。元人覆刻的書版至明嘉靖年間尚保存於福州府學，且經歷了多次修版補版，今日可見的元刻十行本多為元刻明修本，真正全書元刻元印的本子恐怕都已亡佚了。 李振聚為歷代《毛詩注疏》繪製的版本脈絡圖最為簡明。約而言之，元刻十行本至明代首先分化為兩支，一為永樂刻本二十卷（文本依據元刻十行本，行款則改為半葉八行，行十八字），今藏重慶圖書館；一為元刻明修本，因為迭經修補，故其內部又大致可分為元刻明初遞修本（修補於正德以前）、元刻明正德遞修本（刷印於正德十二年之後、嘉靖補修版之前）、元刻明嘉靖遞修本（補修版於嘉靖年間）三類。此後嘉靖遞修本依次衍生出閩本、北監本與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以北監本為底本重刻《毛詩注疏》，又形成新的支脈，《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本、同治十年廣東書局刻本、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刻本均自武英殿本出。 《毛詩注疏》的清嘉慶江西南昌府學刻本號稱據阮元所藏宋刻十行本重刻，但其底本實為元刻明修本（具體來說，是元刻明正德遞修本[五]）。作為阮刻《十三經注疏》之一，嘉慶本《毛詩注疏》和其他各經一樣，具備叢書共有的長處：一、所據底本在當時允稱最佳。由於文獻收藏、傳播條件的改善，今天要利用宋刻單疏本、宋刻十行本已非難事，然而對於清嘉慶年間的中國學者來說，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成系列的注疏合刊本就是元刻明修本。阮元定為宋刻，固屬失察，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當時的版本學意義；二、較忠實地保留了底本面目。叢書付梓伊始即明確提出“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几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嘉慶本《毛詩注疏》不僅盡量在文字上遵從底本，雖誤不改（當然這只是一個基本原則，中國古籍版刻史上並不存在絕對意義的忠於底本，故嘉慶本與其底本元刻明修本之間仍存在一定數量的異文），連版式行款也整齊地保留了下來（皆為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三、體例設置極為先進。嘉慶本在翻刻底本的基礎上，於正文行間相應位置添加圓圈，表示此處有誤或存疑，然後在每卷末附以校勘記，不僅匯校眾本，還廣泛徵引前賢時彥如山井鼎、浦鏜、陳啟源、惠棟、戴震、段玉裁等人的有關校勘意見。這種兼顧存真與求善的體例是經書版本史上的首創，阮刻《十三經注疏》也因此代表著清人校刻經書的最高水平。 除叢書共有的長處外，嘉慶本《毛詩注疏》還具備一些個性化的特點。阮刻《十三經注疏》雖然以校勘記附諸正文卷末，但熟悉清代學術史的讀者都知道，其《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實先於《十三經注疏》而獨立成書。嘉慶四年，“阮元調任浙江巡撫，建詁經精舍。延客校《十三經注疏》事自是始。”[六]校勘的具體分工在其所撰序文中介紹得很清楚：李銳負責《周易》《穀梁傳》《孟子》，徐養原負責《尚書》《儀禮》，臧庸負責《周禮》《公羊傳》《爾雅》，洪震煊負責《禮記》，嚴杰負責《左傳》《孝經》，孫同元負責《論語》，顧廣圻負責《毛詩》。這些人皆為嫻於經籍的才俊，但論校勘學之功夫，顧廣圻無疑是其中執牛耳者。通過匯校，主事者關於《毛詩注疏》文本性質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七]所以在後來翻刻《毛詩注疏》時，儘管受限於聞見（無法看到宋刻單疏本《毛詩正義》和宋刻十行本《毛詩注疏》），但嘉慶本仍然改正了底本（元刻明修本）的不少錯誤，且所改往往與古本暗合：如《齊風·雞鳴》疏：“魯師氏之母齊姜”，宋十行本、元刻明修本皆作“善”，而單疏本、八行本、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姜”，嘉慶本不從底本而改作“姜”；又如《小雅·節南山》疏“使民多訟之心息”，“訟”，明初補刻本作“黃”，明正德修板本、明嘉靖修板本皆因之。單疏本、宋十行本皆作“訟”，閩本始校改作“訟”，嘉慶本不從底本而改作“訟”。[八]當然，嘉慶本中也不乏錯誤，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下編第五章第八節述之已詳，茲不贅引，但就整體而言，與其底本元刻明修本相比，嘉慶本無疑是一個整體上文本更完整更準確的版本，青出於藍，良非虛譽。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除介紹各經校勘者外，還往往強調覆校的程序，如《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孟子》各篇皆有“復定是非”或類似的表達（如“臣為訂其是非”“臣復親酌定之”“臣為辨其是非”），《周易》《左傳》《論語》也都指出是在臣舊日校本的基礎上進行匯校的（《周易》云：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左傳》云：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論語》云：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有趣的是，“復定是非”本來並非泛指羣經，而是專為《毛詩注疏》校勘過程中發生的段、顧之爭而設。 阮序“臣復定其是非”，按嚴云：“臣復定其是非”此語專為段氏駮《詩經》而設，因以施於羣序云爾。 按《校刊記》成，芸臺寄與段懋堂復校，段見顧所校《詩經》引用段說，未著其名，怒之，於顧所訂肆行駮斥，隨即寄粵付凌姓司刻事者開雕，而阮與顧皆不知也，故今《詩經》獨不成體，此事當時無人知者，後世無論矣。乙酉八月嚴厚民杰見告，蓋以後諸經乃嚴齎至蘇，共段同校者也（以上阮序“定其是非”句批記）[九] 段玉裁與顧廣圻的“四郊”“西郊”之爭是學界的一大公案，雙方書信往復，愈辯愈勇，爭論的焦點從文本考據一路升級到校勘思想，過程堪稱精彩絕倫。《毛詩注疏校勘記》中的內部辯駁比“四郊”“西郊”之爭所涉更廣，其初校者為顧廣圻，覆校者為段玉裁，初校引用段說共一百三十八次，其中只有三次沒有對段說表示讚成，然而覆校對初校的批駁卻達二十八次，[十]且多用“舊校非”“殊誤”“甚誤”等激烈的措辭，從著述體例上說，這樣自相矛盾的校勘記顯然有失妥當，故前人目之“獨不成體”，但兩位同時代的一流學者如此不含蓄的正面交鋒堪稱“神仙打架”，縱觀歷代文獻學史也難得一見，其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較嘉慶本《毛詩注疏》的正文猶有過之，這一點也是在讀本書時不可不特別留意的（《校勘記》的文選樓刻單行本與南昌府學刻附錄本有較大的差異，關於此問題，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已有高論，故不贅述）。 二〇一三年，傳古樓影印阮刻《毛詩注疏》，這是《四部要籍選刊》正經注疏類刊行之始，也是兩百年來阮刻注疏的第一次非拼版影印。倏忽已過六年，乃有改版重印此書之機會，當年反復思量的不少問題（如其底本的具體時代），在各位師友同仁的努力鑽研下已有合理的解釋，但也存在一些疑竇尚有待於後續研究才可能找到正確的答案（如其部分葉面版心所刻“古芸書屋”的來歷及其與南昌府學之關係，雖已有熊羅宿、高橋智等人的論述，仍未足為確解），學問之道，果無止境，然而讀書人的辛苦和歡樂，卻都寄託於其中，今稽眾言，改撰新序，謬誤之處，請多指正。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一] 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第一九一頁，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二〇一八。 [二]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八卷第五三五頁，浙江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 [三]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三六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 [四] 參見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第一二二至一二六頁。 [五] 參見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六] 李慶師《顧千里研究（增補本）》第五五頁，臺北學生書局，二〇一三。按亦有據阮元《臧拜經別傳》“（嘉慶）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籑詁》，校勘《注疏》”語以為匯校始於嘉慶五年者，今從李慶師說。 [七] 阮元《揅經室集》第二五六頁。 [八] 參見李振聚《毛詩注疏版本研究》第二〇九至二一〇頁。 [九] 蕭穆《敬孚類藁》卷八，《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五六一冊，第四七頁。 [十] 據李慧玲《阮刻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研究》第一一四頁統計結果，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二〇〇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