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是一本由[南非]J.M.库切 / [英]阿拉贝拉·库尔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好故事》读后感(一)：《烂故事》译文梦游火星之人机悬案
话说《烂故事》翻译之诡异错乱不断挑战和突破读者（这里指我和我身边的几个人）的底线之后，终于在事实层面上引发了关于译者的灵魂三问：是智商近百还是老年痴呆？是百度中毒还是QQ受害？是倒贴工钱还是牵裙携带？这些由被侮辱和被伤害的读者提出的问题本来应该由出版社出来给个正确答案，或者干脆辟个谣的，奈何出版社是个缩头乌龟，书出完了就脖子一缩，什么都不管了，或者就是个绿毛龟，自己请的译者被捶了也不敢吭声，因为它心虚，所以也问它不着。
这一日，我随手翻开第七章，开篇就看到库切说了句“法语中的encompasses比英语更准确”，我就纳了闷，这个词不符合法语的构词法啊，而且前面在谈的是“真诚”一词，这个词的样子看着八竿子也够不着啊，再说了，这句话的意思也不通吧，什么叫法语词比英语更准确？是不是弄错了？我翻到原文一看，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原来这句话是“in French the word encompasses more than in English（在法语中这个词包含的意思比在英语里多）”！我差点把桌子拍塌，心想，又一个机翻实锤到手，这次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白痴翻译软件能干出这缺心眼的活！我把这句话的原文输入了包括百度翻译在内的四个翻译软件，想看看文翻译的御用帮工到底是何方神圣，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居然没有一个译错的！它们都认出了那个encompass是个动词！我的天！现在我终于明白，机器虽然嘴笨，在词意的选择上会犯错，但只要是一个语法正确的英文句子输进去，它还是能够识别出基本成分的，这是它作为机器的最基本的运算逻辑。而能把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读成一个语法错乱的句子，并且生造一个句子本没有的意思出来的，只能是颗生锈、开花的人脑……
啊，我之前又错怪机器了吗？那样的人间大炮式的翻译难道不是机器的专利？我已经彻底懵圈了。我不敢相信，该怎样的英语水平才会翻译出这种句子，动词也分辨不出来，还自己生造一个词填进去？！我还说不超过大学四级，我真是太傻太天真……
我只能再次回到那个问题：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翻译的？你让她去翻译《川普的故事》好了，为什么要让她来糟蹋库切……因为库切冷门吗？但这又不是一门全中国只有她懂的语言……啊，答案也许在火星……
《好故事》读后感(二)：翻译的锅到底该由谁来背？
文敏女士写了篇称谓错乱、不太通顺的“关于翻译”来回应我的指控，我一开始真有点哭笑不得。我把你底裤都扒了，你就朝我翻个白眼？我一顿老拳拳拳打脸、把你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你好像觉得我只是弄乱了你的发型？你是在强忍悲痛还是在自欺欺人，或者就是真的这么拎不清？我确实有点犯迷糊，看不清这是人品问题，还是智商问题了。但当我看到她一直把我称为“网友”，似乎是不想面对我说话，我就怀疑，她是不是年龄或地位已经超过了我的火力范围，根本不吃我这一套啊？想到这一层，我去搜了一下文女士的资料，发现她竟然早已经退休了。好嘛，这到底是长辈了，她不拿正脸看我，我还是得尊尊老，出手也该讲点分寸，我决定不再用质问式批判，而是用劝退式批评了。
先对她的回应作两句回应，虽然这很无聊。首先，虽然你讲道理的时候语句都不通，你“对本书的认识”我也不想当真，但你要把此书译成《好故事》我肯定不拦着你，因为它英文名就叫the good story，这大概是你觉得最不会译错的地方了。而且我也说了这不那么重要。但你要说库切“正是要通过拗口来表达叙述的困境”，对不起，文老师，其实人家那种追求精确严谨所以有点曲折的句子跟您那种像外国人说中文一样的病句根本不是一回事哈，您可别栽赃给库切。这就不是正确的书名的问题了，这是给书正名的问题。第二，得幸你没有透露、更没有挂上你那位美国回来开业做心理咨询的朋友的名字，否则他可能饭碗都端不稳了，因为那就泄露了他的专业水平。要么他确实是很水，毕竟，美国回来的水货多了去了，而做心理咨询的水货那更是比傻子还多，要么，就是他对着你的这堆乱麻实在无从下手，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就给你纠正了几个术语了事，但坚决不要报酬，条件是不能挂他的名字。他水平到底如何不去说它，至少你不让他挂名这件事是做得对的，这可能挽救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给你点赞（不过也有可能害了更多的人）。第三，给你的翻译挑错我其实是要强忍一种恶心感的，所以后来我都不去逐句点评了，直接给出对照译文就算了。但这里你要为自己辩护的那两处呢我确实觉得是个坑，你掉进去了我捞你出来你还要再往下跳，那我也还是可以再当面捞你一把，不用谢我：without conscious thought，你译成“无意识的思考”，你觉得我错怪你了？告诉你吧，没有“无意识的思考”这种东西的！思考就是“意识”，就是“有意识地”做的事，而无意识就是无意识，就不是思考，是unconsiousness，不是without conscious thought。你这是强行拉郎配。而in the privacy of their own minds，你也觉得“自己内心的私密之处”是译对了，但实际上，库尔茨强调的，不是秘密/隐私阻挡了分析者的叙说，而是说他们哪怕私底下对自己，有些事情都说不出口（更别说对治疗师）。否则要加个even干什么。这两者区别很大的，你这一个意思译错，就影响读者理解库尔茨的整个表述，你还要人家结合全文来判断，那就有点赶鸭子上架了。牛津英汉辞典里有一个例句：He read the letter later in the privacy of his own room.（稍后，他在自己房间里私下读了那封信。）你我这样的水平，吃不准一个表述，查查辞典总是应该的，更别说已经被人指出错误了。第四，翻译不好是一回事，但你要扯到“我跟库切谈笑风生”这上面去呢，那其实是更容易落下笑柄的。人家不跟你谈作品，那是觉得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因为你理解力不够，只好去装着关心一下你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说这些是想说明些什么。要是换了我，我会很害怕在库切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更别说遭到轻视之后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遭到轻视了。你这样不知所谓，我看着都有点不忍了。所以你说不再回复也是对的。
文老师，文女士，你的翻译水平仅从这本书来看已经是有定论的，我一个朋友说得好，“小学语文没学好，中学英语没学好”。这不是说你有时候会犯错误，或者翻译风格有争议，而是说你还没达到做翻译的基本要求。你说《耶稣的童年》很简单，我也并不相信你就能都译对，等我有空了去对照一下吧。包括你译的其他文本，尤其《凶年纪事》，我也会去检查，英文本已经发货了，我估计会有惊喜。我跟你没什么仇怨，我写评论骂你的翻译，结果搞成了人身攻击似的，你的支持者说我是“网络暴力”，好像我非常之不厚道。但我想说的是，你这种稀烂的翻译对我、对读者、对出版界、对很多很多人的伤害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想再无言地忍受或者只是发发牢骚，我一定要跟你、跟你背后的圈子干上一仗。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来头，为什么库切所有的中文译者里你译得最差，还就你翻译得最多。你译得好也就算了，但你译成这样，说不定哪天就连累你后面的人了。因为大家会想啊，请你来翻译的人如果是知道你翻译得不好的，那肯定就是有各种私人交情或者利益关系在里面，就是公器私用，这种事虽然遍地都是，但总得藏着掖着不是？而你这种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的错乱哪里藏得住？如果他看不出你的翻译水平，那就是自己水平很差，他凭什么可以负责这个工作呢？这么做是要赔本的啊，虽然赔的不是他自己的钱。文老师，文阿姨，你听我一句劝，别再接这种活了，他们也许为了交情或利益把你推到台前，但丢人的也是你啊。你肯定也不差这点可怜的稿费，真喜欢翻译就自己私下里以个人名义玩玩吧。这不是三十年前了，现在英语原文的文本很容易到手，读者的英语水平、对译作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了，像我这种勉强过了六级的就可以戳穿你所有的假把式，而且，读者可以直接在书目下就写评论，不用再通过谁、顾虑什么关系了。你又何苦既恶心了读者、最后又弄得自己下不来台呢？
不过确实，这个锅不该由你一个人来背。首先我刚说的这个请你来翻译的人就应该承担责任，可能主要是经济责任。其次，两位责编，既然挂了“责任”两个字，那也只好接受指控。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就跟不存在一样，看不出此书译文的低劣。这么昭彰的错误，这么无厘头的语义搭配，居然可以被当成文本本身的深奥？清晰这种品质在他们眼里很不高级吗？这在西方社会也只是一本面向行外人的大众读物好吗？他们是吃了哪个中文系的土偏方，论述文的眼珠子都长在了诗的胳肢窝里？也由此可以想见那些劣质翻译造成了怎样的后果，那就是连编辑这种吃文字饭的都分辨不出文字的好坏了（然后再推出此书这样的劣质翻译当合格产品，恶性循环）。不过，最后他们还是不会为此负责，因为就没有能制约他们的制度。《图书质量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了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要把书召回，但也没说翻译错误怎么算、怎么界定。《消费者权益法》也没把图书当成一种普通的商品，我要是作为消费者因为翻译质量问题把这本书的出版方告到法院人家都不受理。版权代理商和作者本人好像也管不着，合同上大概也没拟定质量标准。也没有同行评审机制。唯一的标准可能捏在读者手里，像豆瓣这样的网站他们可以来打打分。但出版方也会请水军啊（说曹操曹操就到）。而且，就算读者给出评价了，又能怎么样？出版方也还是能糊弄过去，要么根本不看，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想办法把评论关了，要么给些不痛不痒的说辞，最后还是译者照译，编者照编，书照卖，但肯定不会给读者有什么实际交代。这跟某个遥远星球上的某个砖制国是一样一样的，有些人犯了错误、损害了公共利益也不用对公众负责，他们只要上级不找他麻烦就好，对公众则只想着、也只屑于糊弄过去。这风气是怎么传到我们国家的出版界的？喏，天上飘来五个字……
一定有人会说，其实这都是因为图书（尤其学术书、冷门书）的利润太少，翻译的稿费太低，请不起优秀的译者，才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市场来背这个锅，但我确实可以想见，如果十万字的学术书，你要呕心沥血捯饬半年才拿到八千块钱而且靠它来养家糊口，而你的同学什么的此时正轻轻松松月入两三万，那你可能是不太会认真弄。你大概就想着怎么在半个月内完事儿了。（所以，这本书的任务才落到不求高回报、十万字译了五年的文老师手里？）包括编辑可能拿到手的钱也不多，多的是出版界老人对新人的日常劝退。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样的局面，相信有志于书籍出版的人士也已经想了很多的对策。我能想到的无外乎一些老生常谈或者是（某些人眼里的）天方夜谭：一，建立翻译公会，这样既可以在稿费谈判时有组织后盾，也可以健全同行评审制度。二，设立更多的图书出版基金。三，公开、公平地征集译者，让青年学生和学者通过翻译来试炼，对他们而言，哪怕报酬不高，这也是提升学术能力和资质的机会。不过，无论如何，文女士这本书没翻好跟这种找不到译者的情况关系不大，这可是库切的书。她这就只是权力向她倾斜了而已。
说到权力，我想起之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那一系列库切作品（不少是文敏女士翻译的），其中好几本前面都有一篇不长不短的“编辑手记”。这种文体好像是《读书》的前主编汪晖发明的，这个装葱大师把《读书》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每期都要写一篇语病丛生的“手记”来高谈阔论兜售自己，在网上几乎被人批了个半身不遂。浙江文艺的编辑好的不学，倒是学着盯上了这点苍蝇腿一样的权力，每每也搞个不署名的两千字放在正文前（！）恶心人，让人好气又好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库切这么好欺负，你让他们在他们作协主席的书前面放一篇“编辑手记”试试？但愿库切看不出他们有多么愚蠢。但愿也没人去告知他文敏女士的翻译水平，我更不会自己去告状。我惟愿他活得比所有德不配位的人更长久，还能写新的作品，继续鼓舞我们前行。他的作品被我们的人翻译坏了，首先应该由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去挽回。这世界已经不可能自己变好了，我们没理由不认真一点。
《好故事》读后感(三)：译得没问题，辛苦译者了
书名和封面设计会让人以为是一本创意写作书系，但看了作者栏就知道这不可能。库切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和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对谈。说是“对谈”未必准确，其实是两人的书面交流，这往往保证了干货的比重。
这是库切难得的一次直接表达思想。库切接近一种职业小说家的理想状态，所有发言皆由笔下人物完成，他常常化身为一位叫伊丽莎白的老太太。比如《动物的生命》整本书就以伊丽莎白的演讲构成，“人类对动物所做的一切是比奥斯维辛更残忍的罪行。”、“人可以去共情、理解动物的感受，文学就是一种途径。”等发言，通过小说的手法拉开一段反讽的距离，就会进一步撑开讨论的空间。小说一直是我最信任的文体。库切是我最信任的小说家之一。
对谈从库切的提问开始：
（1）对心理治疗来说，什么是好的叙事？咨询师聆听并评议要抵达的，是越过心理防卫机制的真相（哪怕很可怕），还是一种只要让患者感觉良好、继续生活的故事即可（按弗洛伊德的标准：能够获得良好的爱情与工作）？
我和库切一样，“一般来说，我们不太看得起这样的治疗。”我并非心理医学工作者，但有意无意的见闻相当多。很多“治愈”的叙事都是不可靠、脆弱的，往往是依附于更根本的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其实哪怕条件保持平稳，也处处有隐忧、隐痛。这并非批评，只是经验。对此，库尔茨的回答是:心理咨询的“真实”，并非历史或科学意义的真实，而是一种“情感真实”，存在于患者内心和意识中的“内在真实”，具有动态、临时性等特征。心理咨询师（至少是库尔茨）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释放想象与可能性，抵达“内在真实”。库尔茨说，“真相多半就是有效的。”其实意思是，“有效的就是真相。”消解了库切问题中的“真相”，于是也就消解了问题。
两人都知道这引出了更多问题。首先，那么是否还存在一个共享的经验空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人都可以自由编织、塑造自己的记忆，且往往是无意识地受制于此刻的目的，是否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根本的隔绝？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是否有一种普世的公正，让你不能随意遗忘、简化、调试你的记忆，是否有超越你的真相？
前两章也能看到不少两人的共通之处：文学也可以释放想象，拓展人的可能性，将人唤醒。文学也会有坏处，或许也和坏的心理咨询相似：使人沉沦、极端、厌世。心缩成一块石头。
（2）细化（1）。如果你对过往的编撰并未与你的现实世界冲突，不必像包法利夫人那样折腾，在这种操作中应该存在一种真相的“标准答案”？
比如，库切的腿上有三道疤，那是他小时候的一次事故，缝了很多针。他的母亲告诉他，“那时你非常勇敢，你没哭。”被植入了这样的记忆以来，库切就一直是一个没哭的小男孩——可当时是否哭过，是有很明确的标准答案的，存在一个无法消解的真相，哪怕自己并不能找到。
这是一个普遍而难的提问，咨询师仍然从自己海量的临床经验中作出回应：人们寻求精神治疗，是由于他们无法再承受的压抑状态（将难以承受的情绪、记忆压到意识之外、潜意识中），那逐渐导致了记忆系统的连贯性崩溃，矛盾与脱节影响了正常生活。而压抑、或者说心理防卫，并非就有天然的不健康意味，这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人心也不存在“免保护区域”，它有自己的深刻价值。在理解人类痛苦的意义上，重要的并非记忆的准确性，而是表现的真实性，即上文的“内在真实”。
如果库切并不延伸，只是将问题停在了这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最直观的感受是人的恶心。而库切必然会引入他的正题，他是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长大的白人，后来成了澳洲的移民，他是不可能仅停留于“如何让人充分生活，让人重获良好的爱情与工作”这一层面的。伦理问题无法回避，这也是他最开始就瞄准的问题。
（3）如果一个做出卑鄙行为的人，比如谋杀、施虐，也从自己的记忆中选出真实片段进行人生故事的建构（他们总能成功，比如可以根据自己得到的奖章、提拔、众人的满意等），幸福地与之共度余生，丑陋被永远地压抑了下去。那么，公正何在？
按照经典理论，压抑无法持续奏效，此处压抑，彼处就不安，迟早会出问题。良心不安会让这些人饱受噩梦折磨——可这一信念值得怀疑。咨询师并不会接触那些正享受幸福的病人，这是他的“不幸者偏差”，他没有强烈、直观地感受过其中的伦理难题。艾丽斯·门罗也写过类似的段落：那些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我们都会原谅。最后，我们总是原谅了。”
库切讲了一个故事原型，用以说明普世公正的存在——虽然这个任务对故事来说还是难了点。是这样的故事：一个罪犯逃脱了制裁，隐姓埋名来到了新的村庄生活，逐渐成为了一个普通人——而有一天，一个新的访客来了，他可以让罪犯的过去浮出水面，罪犯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摧毁。这样的故事十分有趣，且并不罕见，今年年初就读到一本布克奖的小说《太阳来的十秒》（男主儿时烧死了自己的亲妹妹，燃烧的时间是十秒。他出狱后换了名字，结婚生子，过去即将被完全埋葬——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她随时都能揭露他、毁了他的新生活），一方面我们是罪犯主角的同谋，并不希望他被揭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作为读者，我们已经是他历史的知情者了，历史并没有被埋葬，所以读下去也少了些伦理的负担。这个故事原型可以说明的是，“一个罪犯压抑了自己的历史，顺利生活”的故事，是人难以接受的。“他的秘密被遗忘了，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作为结尾，若不是反讽，是难以被任何文化传统认可的。这事关普世的公正。历史不能被埋藏，无论以何种名义。
咨询师用霍桑的《红字》来回应。也是一个面对过去错误的故事，但读者是认同女主的——因为她对自己的耻辱既接受又蔑视，也不回避自己过往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谱写了自己新的人生故事。在《太阳来的十秒》里，男主在船上的同事就这么说过，“我管他是不是少年杀人犯，他现在是我们的好船长，一直以来都是。（对揭秘者）你要是继续威胁，我不介意把你扔下去喂鱼。”仅从故事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也能接受库尔茨的这一种。
两类故事中，重要的变量是“认错”、“认罪”、“悔改”。现实中的罪犯们往往都是人生故事大师，对自己撒谎来真诚地为自己辩护：“我这是因为爱国、正义、爱情等等理由才做出来的”。与之类似，库尔茨还引申到了一些社会名流（在媒体上袒露自己的成长故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密友、付出信任）。如何让他们进行真正的自我回溯，来“认错”、“认罪”、“悔改”？在这里，库尔茨将问题转化为了技术问题，而作为库切的伦理问题的回应，似乎仍然不够。归根结底，库切执着的真实是接近一种客观、超验的真实，或许在人类理解范畴之外，是咨询师不会、或许也不承认的真实——心理治疗不是在试图建立客观的真相，而是追溯“体验真实”、“内在真实”。一次心理治疗就是从一小部分的“内在真实”，扩展为更大的“内在真实”。这是两人的根本分歧处。在心理治疗领域，对“罪与罚”的判断力是达不到库切提问的层次的，而那其实已是上帝的领地。如果不是上帝的，那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虽仍有许多需要澄清、辨析，但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讨论到头了。接着，库切解释了他对真实如此执拗的原因：作为一位澳大利亚白人——殖民者、征服者集团的继承者、受益者，他对那种自豪的、无道德顾虑的历史叙述感到不安。整个社会都认定自己不需要有烦恼，那心理治疗还能开始吗？
（4）从个体到集体。从人生故事到社会历史。这个问题能否仍在心理学的框架内进行？
这一跨越符合逻辑，但相当困难。不像经济学那样，从两个人到N个人的模型构建，全都可以交给数学。从个体心理到“大众”心理（一个可疑的说法，姑且这么用）的方法论、桥梁是什么，我相当感兴趣。这也让我想起前年听的一场清华心理学博士的讲座，印象最深的一句结论是——“社会心理学是20年内必然被淘汰掉的学科。”原因有很多，比如学科内最常使用的回归分析、p值检验的研究方法，在根本的概率统计意义上存在暧昧空间，小到研究者的p-hacking（方法作弊），大到大部分结论的说服力都很可疑。学长让我这个门外汉也有了说出偏见的勇气：目力所及，它的“想当然”太多了——条件因子的选取、假设以及方法再复杂，都过于简单。数学忽略的太多了。它也容易使人傲慢。
现在要面对的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幸好库尔茨没以为自己的专业有那么万能。实际上，库尔茨提供的思路相当有意思：理解群体文化，需要的是群体话语。而这种话语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是不发达的，远不如描述个体的。是否有更好的工具去进行这样的考察，或许可以借助传统非洲文化的思维工具——他们有更发达的群体现象的思考。这当然很难，需要将他们的文化以及世界观全部吸收。
对于群体的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人在群体里会成为另一个人。演唱会、看球、狂热的宗教。更危险的时候，一个理性、善良的学者也可以成为杀人魔。库切判断，“退行是人类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阶段性退行也许是精神构造的一份本能，使我们保持健康与平衡的方法之一。”所谓退行，即精神退化、回到原始——“群体一向比组成它的每个个体都更为原始。”群体容易失控、动态激烈、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个体难以从中超脱。
此时得出这一令人如此不安的结论，源于两人讨论的切入点：库切是从澳洲殖民者后裔以“光荣开拓”来掩盖残忍罪行的历史叙事聊起（在库切这里，“民族主义是一种退行状态。”“在这种思潮中我基本上没看到什么正面价值。”）；库尔茨则是讲了一个在特殊医疗机构中，医疗工作者们经历“社会防卫系统”症候群的案例——两者都是典型的退行。而群体是否必然与退行联系在一起，库尔茨首先反应了过来：“但人类最大的成就也是团体开发协作的成果。”如果观察群体中的个体，也常常能发现他们与群体的脱钩，自我意识的边界似乎都是守住了的，群体并未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呈现于个体的意识中。问题必然要深入，不能停在《乌合之众》的地步。
可以先对群体做一个基本的区分：一是仅有一个共同关注点、数量不明确、成员资格是一个私人问题（你随时可以自愿退出或进入），例如一场演唱会、球赛、电影；二是有明确的协议，在编人员历历在案，例如公司、学校、政治团体。勒庞和弗洛伊德的群体就是第一种，以自我边界消失为特征。这一区分并非在说两者孰优孰劣，两者往往互相交织、彼此包含。而难点仍在于方法的缺失——如果和我一样略过库尔茨从原生家庭作为起点的分析（家庭能否算作群体？），这一部分，除了直觉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探讨的。两人兜兜转转，回到了起点，如库切所说，“我估计，严格意义上的群体心理学不会产生于我们的传统，而是来自这个世界未被探寻的部分——也许在亚洲或非洲。”留下一个谜团。
身为一个生活在“集体至上”大环境中的读者，脑海中闪过了太多案例：有的堪称耻辱，有的我现在也不知该如何全面评价。我算是洞悉过一些群体单元的心理逻辑，但也混杂着身处其中的感情。这也是难处，研究人心，回避不掉的。
（5）还有三章内容，有关虚构、移情、交流等。
我省略掉的枝蔓中也有太多精彩的内容。尤其对两人提及的具体案例，我记下的思考也比较片面。所以读书评、概述的意义是不大的，原著是读者唯一的归宿。本书的思辨脉络基本上是由库切决定的，而在剩下的章节里，主要围绕库尔茨，多少又转回了心理门诊的领域。比较碎，但也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库切的敬佩又上了一个台阶。能和库尔茨这种国家级别的心理学家撕咬不放的小说家，全世界估计都没几个。译得没问题，辛苦译者了。
《好故事》读后感(四)：关于翻译
一， 从书名说起，《可靠的自述》而非《好故事》？网友说这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从一开始就涉及到对本书的认识。因为整本书读下来，库切是在用“故事”（或曰“叙述”）来反复讨论与验证人的记忆与叙述的真伪，读完此书，读者会发现库切对此持怀疑态度并始终徘徊在怀疑与确信左右（对不起，这句话又挺拗口，但我想，库切正是要通过拗口来表达叙述的困境）。当然拗口应该不等于中文不通。所以，我觉得《好故事》作为书名更正确。
二， 心理学学科问题。本人没有心理学学科的训练，所以接这本书时也确曾犯难，译完后找到一位美国留学回国开业做心理学的朋友，此书在他手上大概有一个月时间，后来他回复了，指出几个需要订正的问题。没有给这位朋友支付审稿报酬。
三， 译文（加粗文字是我的解释）
（文译1）J.M.库切（以下简称JMC）——什么是一个好故事（一个看似合理，甚至是令人信服的故事）的特性？当我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给他人听的时候——甚而言之，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是应该（此处少译一句话）（后面“使故事更加有型”已表达那位网友“有板有眼的台本”那个意思）迅速跳过那些风平浪静的时间段，而浓墨重彩地描述发生事端的时间段，使叙事更为有型，并营造一种期待和悬念呢，还是相反，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尽可能道出某种臻于法庭标准的真相：真正的事实，完整的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网友所译：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似乎更好。）
（网友译1）库切：
一份好的（看似合理的，甚或令人信服的）人生自述有什么特质？当我对别人讲述我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当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我是应该试着拿出一个有板有眼的台本，匆匆略过平凡生涯，把高光对准那些事件性和戏剧性的时刻，建立某种叙述模式，创造预期和悬念，还是相反，应该中立、客观，努力说出所有可以符合法庭标准的真相：真相，全部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
JMC-What are the qualities of a good (a plausible, even a compelling) story？ When I tell other people the story of my life-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I tell myself the story of my life-should I try to make it into a well-formed artefact, passing swiftly over the times when nothing happened, heightening the drama of the times when lots was happening, giving the narrative a shape, creating anticipation and suspense; or on the contrary should I be neutral, objective, striving to tell a kind of truth that would meet the criteria of the courtroom: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文译2）我和我的生活经历是什么关系？对于我的生活经历而言，我是有意识的作者，还是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尽可能不干预从自己内心流淌出的言语细流？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处理记忆中保存的大量素材，一辈子的素材，哪些东西我应该删除，或者说必须略去。弗洛伊德的警告却是，那些未经思索而被删除的记忆（例如，无意识的思考（错译））（原文：without conscious thought，网友译：未经有意识的思忖。）难道不是抵达自我深层意识真相的关键所在？（这个问句不成立）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又该怎样确定哪些是我未经思索而删除的记忆呢？（这一段我无法字对字句对句来解释，请大家对照原文来看。个人觉得，“我心中背着弗洛伊德的警告”也太不库切了。不过弗氏的心理学基础便是重拾被忽略的深层记忆。）
（我译2）我和我的人生故事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是它的自觉的作者，还是我应该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尽可能不受干扰地让词语从我内部流出来的传声筒？最重要的是，既然我心中背着弗洛伊德的警告——他说那些未经我思考（未经有意识地思忖）而疏忽的东西可能正是打开我最深层真相的钥匙，那么，对于我记忆中的那些丰富的人生材料，哪些还会是我应该或必须丢弃的？而我要知道哪些是我不假思索地丢弃的，这在逻辑上又如何可能？
What relationship do I have with my life history？ Am I its conscious author, or should I think of myself as simply a voice uttering with as little interference as possible a stream of words welling up from my interior？ Above all, given the wealth of material I hold in memory, the material of a lifetime, what should or must I leave out, bearing in mind Freud's warning that whatI omit without thinking (i.e. without conscious thought) may be the key to the deepest truth about me？ Yet how is it logically possible for me to know what I am unthinkingly leaving out？
（文译3）阿拉贝拉•库尔茨（以下简称AK）——我想，也许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达深层意识的真相（错译）；抑或，更审慎更确切的说法是，分析其叙述中的抗阻因素（主语呢）（主语在逗号、分号之前已有，我觉得不必再加），以使个人故事得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呈现出来——因为这（指什么？）（解释同上，即个人故事）是一种连续过程，具有全方位、连贯性和啮合性特点（不通）。一个真实故事所包含的体验，在幼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龄段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不通）（？）。
（我译3）AK：
我认为试图说出最深层的真相是精神分析的任务；或者更严谨、更准确地说，它的任务是分析叙说过程中的阻抗，以使一个人的自述尽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完整、连贯、环环相扣——因为在（生命/叙说）持续的过程中，讲的故事是会变化的。针对同样的经历，一个人在儿童时期说出来的故事和他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时期说出来的故事是不同的。
AK-I suppose it is the task of psychoanalysis to try to tell the deepest truth; or more modestly and more accurately, to analyse resistances to its telling so that an individual's story can emerge in as full and coherent and engaged a way as possible at any one point-because the process is continuous, the story ever-changing. The true story one might tell as a child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e story one might tell about the same experiences as an adolescent, or an adult, and so on.
（文译4）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是心理诊疗室中能够达到无意识经历呈现的最佳方式，不过在我的经验中，它却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尽可能随意言说，不必考虑通常的社会准则以及是否精确，但是他通常会发现，自由表达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其实是受到限制的——恰恰止步于自己内心的私密之处（错译）(原文：but what he or she usually discovers is the extent to which free expression is constrained -even in the privacy of their own minds.这正是说明了即使是在内心深处，仍有不可自由表达之处)。这确实使我们看到心理防卫机制的个体作用，乃至付诸对抗拒的分析，成为大部分治疗中的实质性挑战（不通之至）（请读者结合全文读这句话）。
（我译4）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的方法是在咨询室里让无意识经验冒出来的最好方式，但在我的经验中，它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立刻落实。病人被邀请尽可能自由地说话，不必考虑一般的社会规则和精确性，但他或她通常会发现，他们自由表达的程度会受到限制，哪怕是私底下在自己心里。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防御对个体的作用方式，然后可以对阻抗进行分析，这在大多数疗法中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Freud proposed the method of free association as the best way of getting access to unconscious experience in the consultingroom, but in my experience it really doesn't work in the way people expect. The patient is invited to speak as freely as they are able, without reference to normal social rules and niceties, but what he or she usually discovers is the extent to which free expression is constrained -even in the privacy of their own minds. What this does is allow us to see the way that defences operate for the individual and to work on the analysis of resistance, which is a substantial task in most therapies.
（文译5）关于精神分析，有一种思路是说这一方法旨在对叙述或自我经历的想象的自由释放（错译，不通）（“旨在”即“目标”，原文在下面，可以比较分析）。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思路，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就有可能对“在心理诊疗室中叙述”这一形式提供见解与看法。
（我译5）有一种看待精神分析的角度，就是把它的目标看作是解放（分析者的）叙事想象力或自传性想象力。如果我们遵循这条思路，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就有可能对咨询室里的叙事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
One way of thinking about psychoanalysis is to say that it is aimed at setting free the narrative or autobiographical imagination. If we follow this line,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a writer like yourself may have insights to offer on the form that narrative takes in the consulting room.
四．
网友自己已经译了许多，并逐段贴上来比较。我无法一一比较解释回复，可是我想，从以上几段的分析，大家也可以看出事情端倪。翻译过库切好几本书，也奇怪库切风格的多变，前面刚译完几乎没有挑战性的《耶稣的童年》，后面接下来就是这么困涩的《好故事》（不好意思，又是没主语）。前面说过，库切这本书的原文不是那么口语化平实化的，我在译文中也有意体现出来。2016年译完此书，2017年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时，与库切几番通信往来，本已确定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但他夫人突然生病住院，我又不可能久留，所以遗憾未见，也没机会当面请教一些困难的问题。2014年库切访问中国，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有过一次见面聊天，他不谈自己作品，却对译者的生活颇有兴趣——这是题外话了。其实在翻译《等待野蛮人》就有过向库切提问的经历，库切表示不会具体解释自己作品，自己去理解吧。但库切本人以及版代对翻译要求严格，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调侃过某语种翻译的错译，这对翻译也是一种鞭策。我曾在proz网上遇到过翻译库切同一本作品的各语种译者，互相讨论交流获益颇多。对于同一语种译本的优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比较的。
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时间。我不会再作回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