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是一本由韩东著作，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元，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扎根》读后感(一)：《扎根》摘抄
“陶文江作为一条老根牵制这老陶的动向，老陶和苏群又将作为小陶的根。这就叫做盘根错节。从洪泽到汪集到三余，小陶从此便有了实实在在的故土，有祖坟、石碑和老屋为证。” “一阵喧哗以后，小陶退到院子里，等姑妈们和苏群穿衣服起床。这时天已经亮了。院子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坛，鸡冠花的颜色由暗转红直到红得不能再红。 小陶被支使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主要是买肉。家里来了这么多亲戚，做饭是一件大事。任务交给了小陶的姑父，小陶归他支派。这会儿小陶手里拿着一只翠绿色的塑料筐，直奔菜场的肉案。他割了三斤红白相间的猪肉。师傅秤肉时，小陶看得入了神。那人围着一条发亮的皮裙，身后的铁钩上挂着两扇粉白的猪肉。手中的肉斧明晃晃的，以及被剁得深陷下去的案板，一切都那样的清晰、新鲜，小陶就像是第一次看见。” “他一面撒尿一面越过墙头向外看，觉得心情十分的轻松。这样的早晨、这样的城市，小陶已经久违了。只有一件事让他略感不安，就是老陶已经死了。在这个车流滚滚、红霞满天的冬天的早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跟书里的任何人包括作者相比，我都是“新”时代的人，跟他们经历的任何一个年代相比，我的年代又是不同。被规划好的安稳人生早就不存在了，打万年桩的想法更显得搞笑。但是，也许像我一样飘来晃去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要扎根的本能，读书的过程，我在故土的不断浮现中，投射“根”的意向，强化“根”的认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书里的人，家和故乡最终表现得如此相似，如此容易让人联系到自己。
我读过相同题材的书里面，这一本对“物事”的描写最为详细。一开始有哪些家具，后来怎么养狗，最后怎么奔丧买肉，都很详细，也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扎根》读后感(二)：李红旗评《扎根》
捏了一把硬骨头 李红旗 文如其人，韩东及其作品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我们不妨将韩东的新作——长篇小说《扎根》——视为他对二十多年写作所做的一个总结。想当初，韩东孤注一掷地将自己扔到写作这条船上，下了文字的海。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终于打捞上了《扎根》这样一个透彻的故事。 《扎根》的故事情节上平淡无奇，只是作家对于早年下放体验的回顾，但是质朴的字里行间，使人心动的气息无处不在。这印证了另一句话——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 这些年来，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新生代小说家最主要的代表，韩东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与大多数前辈作家迂腐的习性相妥协，更不同于他的大多数既平庸又容易在安逸中获得自满的同辈作家；作为新一代写作者的前辈，韩东又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私的帮助。 假如没有韩东，中国文坛目前的格局将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 不久前汪继芳对韩东进行的一个访谈中，标题将韩东称为作家/战士，引来一片哗然。许多人认为这种称谓不妥。而我的看法却刚好相反。 韩东作为战士的身份比作为作家的身份更为突出，也更有意义。与生活斗，与人性斗，与不尽人意的世态斗，韩东就是在这些使常人望而却步的斗争中一天天练就了自己精神上的钢筋铁骨。 我们不缺少“作家”，受过初中语文教育以上的成年人，只要不是智力上的确有问题，都可以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有所“感悟”，而且可以在这种“感悟”的带动下“有感而发”，用各种各样的载体将它们记录下来。只要他们有兴趣这么干的话。 对此充满兴趣的人挺多。精神抖擞地在社会上尔虞我诈了一天，傍晚又恰当地拍完了领导的马屁，当夜晚来临之后，许多人难免会感到有些许的不安一阵阵向心中袭来，于是乎，各种感人的念头、聪明的念头、机智的念头就淅沥哗啦地涌出来了，把它们记录下来，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有些人甚至会进一步产生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跃跃欲试着想要去叛逆啥的。他们在快乐地感受思想的“深度”。 是的，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作家。这真让人恶心。 《扎根》我只看到了一部分内容，但却足以感觉到他的力量。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下，一幕幕生活场景和往事无可奈何地脱下自己一层层外衣。韩东巧妙地脱光了它们。结果令人不寒而栗，外衣之下，什么也没有。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生活的体察入微，使韩东在与记忆和生活的斗争中显得胸有成竹。 阅读韩东的小说，你体会到的是难以言表的软，这是被一个个汉字肢解的生活，毫无神秘感地暴露着它不值一提的真相。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操作这些文字的人——冷静得几近于残忍的韩东。 这是一把百年不遇的硬骨头
《扎根》读后感(三)：回一会儿过去
这篇书评涉及到同系列的三本书，有剧透。
收到“年代”三部曲，作者韩东，之前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当时想看这本书其实是因为老二的插图，收到发现不是graphic novel/绘本/小人书，还挺遗憾的（大雾）。三部曲的讲述者是三位身份（或曰成分）年龄不同的人，讲自己亲历或旁观旁听的事，就这么着把那个时代慢慢地展示出来。按照书皮标定的顺序，从《扎根》读起。
《扎根》从“下放”开始，这里的“扎根”不是埋一粒种子在土里好生浇水施肥然后等待种子生根发芽，而是“不破不立”，——老陶一家被从省城南京城连根拔起，下放到江苏最穷困地区的洪泽三余。说是老陶，但实际上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上有陶文江，下有小陶，初读的时候这个设置就很有趣，好像故意的，让人看着别扭，老父亲大家长直呼其名，中年人老气横秋，小陶的名字压根像是没有。
读到这儿其实我就有点安心了，——这一题材的书也读过些，好些作者开头就笔力千钧深刻沉郁痛诉不平，不是说他们的悲痛不够悲痛，只是如若任由情感太过猛烈地抒发，内容往往就会单薄，令读者不忍卒读；还有些作者处理的手法就不同，比如杨绛，几乎是带着一种平静的态度给当时种种运动做出新的定义和解释，好让自己不至于淹没其中；王晓波则带着冷眼调侃，小说里的人物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气质，用更不合情理的行为去和不合情理的时代交锋。这种写作的角度和叙事手法就会给读者一个心平气和的机会，代入到故事里，自己去发现其中的荒唐与苦痛。《扎根》属于后边这一类，老老实实讲故事，作者偶尔借书中人物思忖感慨几句，也是就事论事，没有扩展开来，只是在书的最后，老陶去世，作者忽然从故事里跳出来，边总结边感慨。
老陶写作的年代，从建国初期开始知道一九七七年病逝，约二十五年... ...老陶的第一篇小说写土改，第二篇写互助组，第三篇写农村基层普选，接着是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之后有两三年的小中断，然后是大中断，... ...一辈子深入生活的老陶不仅少产，而且短寿，这种“少产”与“短寿”显然不是自然“生根发芽开花”的结果。
老陶自始至终想要“扎根”三余，仿佛越偏远越贫困的地方越正确越安全。小陶后来展现出文学才能，是否接着培养，老陶还很举棋不定。老陶一家获准可以离开三余返回南京的时候，老陶的身体垮了，——养盆花来回倒腾，估计花也活不成。
最后小陶得以上大学，离开三余，回到南京，故乡似他乡。
一口气看完，读罢长叹息，好像黄粱一梦里那个读书人，自己也跟着过了这么一生，区别是这是真实的发生，压根不是梦。
说到这人，《扎根》这本书还有另外的好处，传授了很有用可实操的“扎根技能”，如何经营自留地，如何与人相处... ...三余人觉得青霉素神了，所以给猪用而不自用，见识真是比城里来的知识分子高明太多了。
第二部《知青变形记》，故事在《扎根》里就在街谈巷议中剧透过了，——同一个故事可以是某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前因后果细细讲来，也可以一堆人烤火时闲聊八卦的谈资，穿插在字里行间，真是“谁的谁心疼”。阳光之下无新事，怎么讲就见功力了。
三部曲中，《知青变形记》是故事性最强的一部，如果只停留在“知青破坏春耕被枪毙”，这大概只能令人惊异，但作者把故事的重心落在“身份”的认知认同，一下子探到哲学的根本问题：“我是谁？”。“我”是“城里人”不是“农村人”；“我”是“知识青年”不是“没文化的农民”；但现实却蛮横地把一切撕裂成两半，让每一个身在农村每天务农的知青迷茫焦灼：干脆留下来“扎根”做个农民，还是争取回城做个市民？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在这种撕扯中大家一方面要做出踏踏实实扎根的姿态，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放过一丝回城的希望，在争抢中南京来的知青罗晓飞变成了老庄子大范一队的贫农范为国。事情的起因荒诞且洋溢着浓厚的阴谋的气息，但每个人都乐在其中；被诬陷几乎是一两个人一句话的事儿，但洗刷污名几乎是一两百人一车话都完不成的任务。 在濒临死亡，还是带着罪名污名的枉死的时候，转机出现，这段写得也好，“罗晓飞”变成“范为国”不难，但“罗晓飞”怎么接受自己现在是“范为国”就很不容易，——脱了罗晓飞的衣服鞋袜，换上范为国的，抽着为国的烟袋，和罗晓飞的父亲哥哥在墓前遥远道别，为国的哥哥为好说“你是我弟弟”为国的媳妇继芳说“你是我男人”为国的儿子正月子喊“我”爹，村里人说“咋不认识，为好他弟，正月子他爹，继芳的男人！”一片哄笑，句句在理。
“我”变成为国之后，为国的家，为国哥哥为好的家也慢慢变形。就在读者开始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时候，忽然又有人告诉“我”可以变成“罗晓飞”了，这时候到底是变还是不变？怎么变？小说后段不光没有趋于平淡，反手又来一次起伏... ...真是故事好，讲得也好。
第三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人物也在《扎根》里闪现过，比如“富农”，不就是《小城好汉》里的丁小海家嘛。《小城好汉》故事的地点从农村转到县城，叙述者仿佛小陶的同学，八岁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十四岁随父母调到县城，一个插班县中的乡下孩子。小城里的“好汉”就在这群县中里十几岁的孩子之中。读的时候很自然会想起王朔的《动物凶猛》，尤其是视觉化以后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影响更大，也会情不自禁地给“朱红军”“魏东”“丁小海”“张新生”配上相貌声音，这部是众多人物的小传合在一起，感觉上不如前两部深沉，但这部更生动，如果要拍电影，这部最合适。
在这年代三部曲里作者的存在都非常的明显，因为保持的距离，书里故事的叙述者们亦如此，不光是远远的，且高高的，有种俯瞰的视角。但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永远无法抵达的common ground，又何必非惺惺作态呢。把人连根拔起，按规定改造，到头来能有多大“收效”呢？
现代生活经常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生活就是“消费”，我们的生活内容甚至情绪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买了或者不买什么而波动起伏，自省也慢慢变成“要不要买”“买不买得起”这种程度的纠结，打开手机只会加深这种情形，所以需要书，需要以小时为单位的“忘我”，把自己投入到更广阔的时间的河流里，去到高铁飞机都去不了的地方，去看去（尽量）体会别人的生活，真切知道“生”“活”远没有现在这样热闹却又空乏。
《扎根》读后感(四)：韩东对谈李黎：“只是想写出好东西，并不惜一切代价”
——韩东
李黎：最近你说要在六十岁从头开始。这个让人感觉非常震撼。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确实事务繁多，或者精力不济，想保持一个写作的强度已经很难，从头开始的心态更罕见。你的重新开始，是不是存在一种对以往的反对或者不满？尤其是你重新开始，写作的核心是中短篇，是不是最近二十年对从事长篇小说和电影的一些失望？
韩东：对自己的不满是肯定的。但我也深知，写作者的心理类型不一。有的作家只有相信自己写得牛才能继续。有的则如我，始终对自己不满，悔少作，悔以往，对自己的不满实际上构成了继续下去的动力。卡夫卡还要求焚毁自己的手稿呢，遑论我们这些平凡之辈？这是一部分实情。另一部分，我们这代人的确是在自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当一个作家，如何以写作度过有限生涯。一切都是靠我们自我摸索、总结得来的。等知道的时候，大半生已经过去了。关于精力分配，关于各方面的储备、训练，关于既定轨道以及如何抵挡诱惑，等等。另一方面，处在这样一种经验或者“觉悟”的顶点，体力尚在，你也知道无论你致力于何种写作和创造性工作，都有可能别开生面。把所余不多的能量投放于何处，是一个大问题。你不可能什么都来，见异思迁，时光不允许你再有错乱。我决定重新开始写中短篇，也是因为这件事我没有做到底，尚有余地。也是从短制入手，想彻底追溯写作这件事，为写体量更大一些的东西做准备。诗要写，电影要拍，长篇更是在计划和想往中，但一切必须理顺，不能盲动。即使最终只干了其中一件事，那也应该是成立的、靠得住的。
李黎：你有不断修改诗歌的习惯，有没有反复修改中短篇的习惯？一篇作品你觉得到什么时候算是结束？
韩东：中短篇修改不多。当然我一直坚持写两稿，初稿和二稿的方式和目的完全不同。有的地方（比如开头）我会反复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但不是全篇都那样。也有的短篇半途而废了，我几乎所有的小说写完后都会感到不满意，觉得遗憾，但不会往死里去修改，甚至也很少重读。我总是寄希望于下一篇。还有就是，或许我正在写或者刚写完时有那么一点兴奋和得意，但也维持不了多久。可能正是这种不满足和不满意，我才会继续下去的吧。
李黎：你在另一个访谈里说过，这一次重返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要穷尽这种文体。这里的穷尽指什么？一般意义上的，依靠数量、技巧甚至风格的穷尽肯定不是你的目的。
韩东：其实前面已说清楚了，我是一个靠不满推动的人。数量绝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已经写得太多了。这个太多，是指自己满意的不多，或者还没有到达自己满意的那个点，在进行中已经产生了那么多的“副产品”。如果能写成一篇《公道》那样的短篇，我就满足了。在那个基点上，多才是多，才有意义，才多一篇是一篇。我觉得，最终我是会写出品质让自己满意的短篇小说的，可你拿这些你并不满意的作品怎么办？一将功成万骨枯，也许你写作的意义就体现在制造的这些“万骨枯”上吧，但“一将功成”即使作为某种幻觉也是必要的。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好作品比例极高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我觉得他们控制了自己的人生，作为作家就是控制了自己的写作。但有时候又会想，即使是契诃夫前期也有那么多不上台面的小品，即使是卡夫卡，也一直是在写“习作”，即使是海明威，最终在长篇写作上也归于一种“失败”，多少会获得一些安慰。
李黎：就读者、受众来看，中短篇小说目前处在被阅读最少的位置，在出版、获奖、评价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是靠后排列的。所以，你在六十岁重新开始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是不是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后，不再过多考虑外界的一切因素？而这其中又是一个写作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
韩东：我一般不会考虑这些，当然，写作四十多年也会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生存。我多次说过，写作者的生存不仅指肉体生存，也包括继续写作的可能。前者是以文为生，后者是以文养文，以文养文的生存在我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说过，或者一再告诫自己，写作者为我所说的生存努力天经地义，甚至是勇敢行为，但为发展多少是一个禁忌。为生存而不为发展，这是我给自己划的线。当然二者的区分是微妙的，也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比如发展了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等等。但至少我们的目的不是那个“发展”。说到写作和世界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做一个观察者、旁观者，集中尽量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专业工作。隐士、边缘人、落伍者、局外人等形象始终鼓舞人心，至少鼓舞我心。而不是那些弄潮儿。
李黎：有时候很奇怪，这个世界似乎不需要中短篇，但事实上从事中短篇写作的人应该是海量的，或许仅次于诗歌，一定多于别的一些文体（当然看了阅文集团的年终报告，说他们旗下有940万作家，这个判断有些动摇）。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待短篇小说和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坐下来，打开电脑，写下开头，往下写然后收尾，发出去，印成杂志图书……这一切似乎不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同时这一切又让现实世界显得空洞虚假？
韩东：我这类写小说的是受幻觉指引的，是把小说当成艺术来做，当成作品来做的。小说就像诗歌一样，谁都可以写，都可以有原始的表达和宣泄冲动作为依凭，也都可以成就一番作家的事业。这类写作使市场繁荣，也使写作者和阅读者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无可厚非。但艺术却是另一个概念，从现实功用上看，它的确就是无用的，可以没有的，但对长时段的文明而言，艺术却划出某种等级标准。一切都将消亡，文明所遗留的人类精神高度不仅体现在科技、社会制度、善恶界限上，也将以一种综合和感性的方式体现于艺术，或者艺术作品。我扯远了。艺术对于人们眼下的现实生活的确没啥意义，除了作为某种商品。而杰作之类的商品可以说是鱼目混珠，或者珠混鱼目，它是另一个“远景”维度里的东西，就像在一个平面上展示的纵深。
（节选自《现代快报读品周刊》，编辑格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