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文化学者让·鲍德里亚曾言，“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从现如今的消费观念而言，电影让受众有了逃离现实的机会和途径。有“中国第一部全真实电影”之美誉的《宝贝，对不起》看似是一种对于“星二代”的消费，实则隐藏着现代社会普遍的社会问题，它是旨在利用明星的“蝴蝶效应”来凸显现代社会亲子以及社会问题，以此更深层次得强化“爱孩子不是溺爱，而应该学会放手”和亲子，善良，爱，纯真等主题。
《宝贝，对不起》由潘礼平、杜林、刘可、李锐、王骏联合执导，王艳、王泓钦、马景涛、马世天、邵兵、邵子娇、邵子恒、温兆宇、温玄烨主演的“真人秀”电影。《宝贝，对不起》采用“《爸爸去哪儿》+《变形计》”和“三无”方式——无剧本、无布景、无设计——更加灵活、真实地表现孩子的真实状态，凸显出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虽说电影《宝贝，对不起》依旧延续了《爸爸去哪儿》和《变形记》的一些精彩叙事模式，但它更具故事性，更具变化性与人文性。
2015年看，综艺节目改编成电影，可谓火爆。最近上映的《奔跑吧，兄弟》、《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羊年喜羊羊》、《熊出没之雪岭熊风》和《宝贝，对不起》等电影来看，电影中的“喜羊羊”、“熊”以及“球球”与“兄弟”形成了一个儿童视角对抗成人视角的有趣模式。当然，不管是球球牵手熊羊，还是联合大战兄弟，都无疑构成了一种对社会普遍问题的探讨和深思，特别是电影中流露出的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当下城乡等种种棘手问题，引人深思。可以说，电影《宝贝，对不起》对当下社会热点的把握和拿捏十分准确和到位——“星二代”与“穷二代”身份下的“城乡”、“教育”、“家庭”等社会热点的对比，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之感。由此，影片中的宝贝不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符号，而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象征。
“交流是与别人共享观点和感受的能力，是人类交往的基础。”《宝贝，对不起》就是一种教育孩子和孩子成长的“现场教育”。从中国传统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夸张式的思想，到现代是愈演愈烈，由此导致了许多问题少年，社会问题。《宝贝，对不起》就是一种利用父母“放手”的方式，让孩子在陌生的环境生存，以此获得成长。影片中“球球”王泓钦、马世天、温兆宇，温玄烨从熟悉的大城市到另一个陌生的偏远乡村，导演就给观众建立一一种全新的距离感。而透过这种距离感，我们看到了渗透其中的“偷窥文化”。也即，在观看明星和“星二代”的光鲜亮丽时，又看到了他们身上如落后乡村一样的“苦闷”和担忧。或许，我们就是在看(看影像和看自己)和被看之间，形成了教育孩子和社会问题的共鸣。
《宝贝，对不起》将一贯养尊处优的“星二代”送到山村体验生活，经由“星二代”与“穷二代”的呈现，构建一个二元对立的社会连接点。影片中，以球球为代表“星二代”从贵州字面看到了贵州之“贵”——豪华，到身处其中“受虐”而不能忍受——再到融入乡村，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爱，甚至不想离去等，都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我们跟随球球一边走泥泞山路抱怨没车坐，一边关心小伙伴的变化路程，看到了一个蜕变的可能。再者，电影将孩子变化的“落差”处理得恰到好处，因为孩子经过这一系列事件感受到了独立自主和有爱的意识。当然，这对于几位“星二代”而言，是一场“导演意识”下的“吃苦夏令营”，但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可言喻的。正如王艳所说：“我要对孩子说对不起，剥夺了他很多成长和锻炼的机会。”
可以说，有泪，有爱，有情，有戏的电影《宝贝，对不起》的社会意义是不可言喻的，它不仅希望可以唤起人们对于教育、留守儿童、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的关注，还希望人们合众力谋求解决寻找某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要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