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仁里严氏之家承·儒商善施
明代中后期起，各种地域商帮开始形成，在今苏州太湖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也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人集团，它就是洞庭商帮。洞庭山人宗族观念是非常强烈的，洞庭人的婚姻关系基本上局限在本地范围。洞庭人的这些风俗习惯，使得他们在外出经商时特别容易以宗党、家族的形式展开活动，明万历年间初步形成翁、席、刘、严四大家族为主的洞庭商帮。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七回“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有“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里所说的两山，指的就是太湖中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在古代“十大商帮”中，大多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府，最少是以一个县为区域范围，而“洞庭商帮”则来自太湖中的两个小岛，且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商帮大佬相抗衡。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严滂父子
严氏是东山贾儒相间、经商与仕进迭相为用的一个家族。明弘治九年（1496年），严经“奋起于货殖之中”，登进士进入仕途，至彰德知府，严氏从此起家。但一代中个别人的科举成功并不足以长久维持家业，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到严经之子严滂时，金太宜人尚在，五代同堂，有子三，女二，孙男七，孙女四，曾孙男十九，曾孙女二，曾玄孙并女二十余，孝子贤孙共五十余人，家族庞大，“當是時严氏子姓同食者众，困于赋役，入不敷出”，家业中落，为维持生计，严氏子孙不得不弃儒为商。此时正值明代自弘治到嘉靖、万历时期，正是我国古代仅有的商品市场全盛时代，也是东山商人从事棉布贩运最为活跃的时期。
严滂之子严棨，号渔溪公，“始弃诗书，学白圭之术”。所谓“白奎之术”即战国商人白奎的经商理念，被商界尊称为经商祖师。（见《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做生意。严滂遍及山东、河南，湖南、湖北，不断把经商所得盈利徐徐“输饶（财富）其家，家用渐饶（富饶）”。
严棨之子严宇相继承父业，“弃书从父游”，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独爱棠邑”，棠邑即今南京市六合区，该地区是“齐鲁梁楚”即山东、河南，湖南、湖北的交通要冲，市场繁荣发达，经商杰出的人才众多，严宇相于是在这里建立物资转运站。这里又是京师到晋通过吴县的大道必经之路，四面八方各种商品物资聚集，经商规模大宗交易者，“以西北之巨镪（银锭）易东南之绢布”。时洞庭两山经商的人很多，严棨严宇相父子以宽容守信著行之，在乡里“处族兄弟能让，见里党贫无依者能给”。“自贾后得饶，息之厚有加”。
严滂另一子严果，也“不惮任劳茹辛，操子母奇赢之数（即经商盈利）而寸积铢累，渐至润余，卓然称崛起矣”。精打细算做生意积累了财富，于是为家族广置房产，扩充族中田地畴畦，为子孙后代的繁衍作田产住宅基本建设准备。
严果之子严宇春，弃书而到金陵经商，“防计然策（计然是范蠡之师，《计然书》是范蠡辑录老师计然之言论，说得便是一个致富术，天下商旅呼之为“绝世富经”，称之为“计然七策”），叩囊底智（指所怀的智谋很多）”，与蜀楚越闽等地豪杰交。将全国各地的稀见特产期味源源运回安仁里老家，严果则借儿于经商的资产广交名流，曾与王世贞（明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交往甚密。
严果之侄子严宇和，“最着髫年秀颖（优异聪颖），见者指为英物（杰出的人物）”，在严氏商帮中最著。父严果弃世时宇和方年少，家业日益衰落，“乃弃儒而贾，因（依顺着）天时、察地利，与物屈伸，不贪不惰，用是起家素封”。所谓素封，即因不能入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后通过经商或其它劳作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有了社会地位以后的称谓。在严宇和的苦心经营下，家业逐渐丰盈。家道产业中兴后，乡里有捐资建设义举的倡议，但无人响应，严宇和则捐资筑堤修路若干里，使“行者免泥中之叹”。或遇乡里有急难之事，总是慷慨解囊相助，“随贷多寡蔑（无、没有）不应也”。冯梦龙在《明隐君春寰严公墓志铭》（严宇和号春寰）称其“号多读书，明理学者或不及焉。与人交真率无城府，乐饮善谈笑，每宴集得公，满座增欢。晚年神愈旺，遇花晨月夕，与二三知己流连山水，通晓事理，且无倦色”。为其铭曰：“其貌癯（瘦）其神腴（丰满），其业贾，其行儒，为俗砥（世俗砥柱），为伦模（人伦楷模），为隐君子，为侠丈夫，生顺死宁，与天为徒（顺其自然），涉具区望（在乡里有声誉）”。冯梦龙曾经与严宇和女婿许文学年少时在一起学习，“故识公最久，公之高风盛德实目击之，而心佩之，非仅仅袭传闻已也”。
洞庭东山严氏通过这几代人弃儒从商，在明末已经富甲于乡。而洞庭东山严氏发迹不忘桑梓，回馈乡里，家族风气乐善好施，在乡里颇有口碑。钱泳《履园丛话？科第？种德》载，洞庭东山严氏在明末富甲于乡，但在顺治乙酉（1645）因赈济难民而倾家荡产。到十四世孙严晓山时家业又兴隆起来。乾隆乙亥（1755）大饥荒，严晓山倡议捐谷米，和不少善士一起放赈，四更就起来，事事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假手于仆从，挽救了很多灾民的性命。一天晚上梦神对他说：你家在乙年种下功德，以后当在乙年得到福报。“至乙未岁（1775），晓山子福中会元入词林；乙卯岁（1795），福子荣亦入翰林，官至浙江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岁（1825），荣子良裘又中举人，良裘胞弟良训辛卯壬辰（1832）乡会联捷又入翰林”。严福、严荣和严良训兄弟祖孙三代四人联中进士，是东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事，时人以为是积善之报，被誉为“清华济美”的科举世家。严荣之五女良秀嫁给苏州状元潘世恩之长子潘曾诉，六女良懿嫁苏州状元吴钟骏；七女良淇嫁进士慕鳌之子廷彦；九女良仪嫁江宁进士邓尔恒（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子，一家三代都是进士）……都是名门望族之姻缘，传为美谈。
严福中弛，明台崛起
清代乾隆时期，洞庭严氏家族时以殷富著称。清嘉庆年间编纂的《珠里小志》记载，严氏“以赀雄乡里，设质库于珠里，因寓居焉”。
所谓质库，即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典当的前身。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在清代所谓“乾隆盛世”时期优盛。
所谓珠里：即上海青浦朱家角，于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名珠街阁，又称珠溪。宋如林在《珠里小志》序中，曾有这样描述：“今珠里为青溪一隅，烟火千家，北接昆山，南连谷水，其街衢绵亘（大道绵延不断），商贩交通，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过是里者，群羡让耕让畔（礼让）之风犹古，而比户弦歌不辍也（家家户户保持教化育人的精神）”，从中可领略到当年朱家角的繁华，所以严福选在这里设置“质库”经营，寄居在此地，与清代文学家、金石学家、军机处刑部右侍郎王昶同住邻里并联姻，其子严荣娶王昶之女。
王昶所撰《翰林院编修严君墓志铭》中说，严福乃一介书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即虽然顺应于人世，但是却保守着天真，能包容众人，“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会试中式第一，殿试二甲第五，改庶吉士（庶吉士始进之时为储相，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旋充四库全书馆校对官；又充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纂修官；四十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四十八年充上书房师傅（清代教习皇子、皇孙读书侍从人员）”，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正月，乾隆命严福“入重华宫茶宴联句，赐名人书画、上用羊毫、竹节端砚”。
端砚石是古端州（即今广东省肇庆市）端溪砚坑一带产的砚石。端砚始于唐朝武德年间，已逾1300多年，其石质柔润、发墨不滞、三日不涸，被尊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所谓竹节端砚即形如竹节的端溪砚，乃是乾隆御用之物，赐与严福，严庆祺在《传家赐砚记》中说犹如“昔张华撰《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赐以铁砚，当世荣之。我太史公足趾美矣！宝以传家宜哉。”“是砚也，其声铿，其色紫，其质坚而墨易磨，其石润而墨不渗，其形若截竹两端，而取节其匣紫檀。”此砚御赐，严福视为传家宝，后传子严荣，严荣传子严良裘，严良裘传子严绶，严绶传子严隽熙，历世六，历年一百四十有三。“君恩祖德……周玉虽改（改朝换代），魏笏犹存（“魏公笏”典故形容家世荣显），桓荣赐物（此典指因研读经书而仕途得意），信（信誉）足名贵”。但此砚在严隽熙传到子严庆褀手中时，正值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导致社会动荡，家国不保，避战逃难，最终下落不明。
王昶说，严福当时“身兼数职，出奉皇华，入侍讲幄（给皇帝或太子讲课），固已备儒生之荣遇”，是乾隆近臣。《苏州府志》载：严福在乾隆年间用俸禄购置义田，充实严氏族产，与其严弟征乔集资创建严氏义庄。所谓义庄，即以宗族所有之田产，收地租，用以赡族人，固宗族，系取租佃制方式经营。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一个大宗族之中，有的穷，有的富，富有的拿出钱来办义庄，义庄之中包括学校、公田、祠堂等等设施。“继成之，族中孤寡赖以存活”，“族之贫穷孤寡类得岁食米粮”。由此之需要，花费日增。而严福一介书生又天性温和纯正，淡泊钱财不善经营，经历数十余年，先世之殷富渐尽，“至君因官毁其产，晚岁损衣节食不翅寒素，人或以是悼（怜惜惋惜）君”。王昶说，严福受到乾隆厚爱而“感激思遇，虽祁寒（冬季大寒）必以五更入直（入宫值班供职），怔忡（心悸）咳嗽不顾也。假还督课益勤，今秋因寒得痢，数日气逆，上令仆扶掖坐而瞑……年五十有五”，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可见严福是卒于“岗位上”。
《六修江苏洞庭安仁里严氏族谱》载，严福“家在明季以资雄于乡，因年荒振贫屡损其产，及先曾祖（严晓山）入词林，人皆以为为善之报，然供职清班毫无蓄聚”。严福京官出任地方官，历署监司，皆有督察所属府、州、县之权，但“品行端方不苟、自行整肃儆戒，亦不受馈赠贿赂，故解组时清风两袖，身无长物，养廉撙节之余，仅敷日用，……家亦中落，酬应浩繁几不能支”。严福死后严氏家族便入不敷出，以至家境渐贫。
到了嘉庆年间（1796年后），严经子嗣的另一支世孙、严宇春的第六代子孙严明台，在道光、咸丰时期，因严氏家景日益贫寒而被迫放弃学业，其母张氏说：“你严氏祖上有经商传统，为何不效仿之？”于是严明台跟随兄长经商，“乃奔走江淮二十年，遂拥厚资而归”。资金丰盈的严明台回到故里后，看到原来的严氏义庄之举虽使“族之贫穷孤寡类得岁食米粮”，但“遇有丧葬尚无资助”，明台以为未尽善也”，于是捐资为宗族置义田，其地租收入专门用于原义庄疏补的丧葬一事，“于是阖（全部）族养生送死均无憾矣”。
《六修江苏洞庭安仁里严氏族谱》记载，严氏自古有乐善好施，救灾恤患的传统。严明台拥厚资而归后，“道光己酉，江南大水，当道劝捐赈济，公（严明台）概然解囊”，常常“裹粮怀金，汛一叶舟，亲历穷乡，见贫甚者分给之，一时赖以存活者无算”。后来又有黄河决口水患，严明台“闻耗驰往施粥施棺不下数千串，善人之称几徧淮徐”。同时严明台还是个孝子贤兄，“母病侍寝尝药，衣不解带者旬余，比遭大故 （即母亲去世），泣血见骨，人称纯孝。处兄弟间怡怡如也（互相敬重亲切和气）”。严氏住宅在严果的操持下原已颇宽，但经过几代人的繁衍，人口日增，于是严明台与兄弟协力购得宅旁数椽，扩大住宅。严明台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后来大哥因子孙众多拟自行扩建改造，并将原有的遗屋归并给其它兄弟，明台皆一一顺之。而对于族外之事，如乡里间有亲戚去洞庭湖打渔遇难的，“以亲疎分差等，资其还葬，凡此懿行皆卓卓可纪者也”。
严庆祺振兴地方实业
自明代以来严氏日益宗支繁茂，清代道光以后，由于仕宦经商和社会变迁等原因，开始迁居外地，家谱记载先后有裔迁居南京、苏州、南通、宿迁、嘉定、仪征、木渎、邳县、常熟、松江、奉贤等地，由于仕宦远迁山东、云南、湖南、贵州等地者也为数不少。如严福长子严荣、严荣长子严良裘、次子严良训，严良裘长子严绶、曾孙严雋熙，分别在湘要贵官至知府、臬台；这几支严氏便定居在湖南、云南和贵州。其中严良裘一支自清代顺天中举后，道光乙酉（1825）官云南建水知县，后历官丽江知府、安宁知州、贵阳知府、二品衔贵州提法使，其子孙从此均定居在贵阳；严良裘子严绶、严绶子严雋熙均官贵阳知府、二品臬台，严良裘死后葬于昆明南门外兴福寺。
严庆祺在宣统间出任“云南署东川府知府、思茅厅同知”后，想方设法使“民穷财尽甲于全省”的东川走出困境，尽快富裕起来。据吴强《辛亥前后云南社会的变迁》一文所述：
清朝末年，云南东川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经明清两代开采，名噪一时的铜矿已临近枯绝。又适逢清政府全面禁绝烟毒，“民穷财尽甲于全省……”。面对这种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的现实，宣统元年刚刚上任的东川补用知府严庆祺，极欲使东川走出困境，使东川的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经过苦苦思索，最终得出结论：“唯有振兴实业”才是“补救”的良方。通过深入调查，严庆祺了解到东川府原先不能广植桑木的原因在于“民之鲜种桑者以无利故，桑者之不获利以无蚕故，使人乐种必使人知养蚕，则桑叶可售利之所在，劝种而自无不种”。于是他在东川府开设了一所女子蚕桑研究所，重金聘请了两位女教习，招收城乡妇女，教导她们“饲蚕抽丝”，不出半年便有60多名女学员毕业，并且还“缫得净丝八百二十四两”。于是“民间皆知天时地土宜桑宜蚕，咸乐兴办……”一时间“……莫不致力于桑，报名领种者现已纷至”。
严庆祺振兴实业除提倡蚕桑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兴办工艺事业的措施，并由东川府垫款设立了东川劝业所。因“困于财力，成本无多，且工艺二字范围极广”。严庆祺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即“不就本地原料着手，而徒事铺张，则亦劝不胜劝。若原料皆取诸他地，是我增一工艺适为他人增一销场，仍于地方无补……”因劝工所以“务取本郡原料而发育制造”为宗旨，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终于制成粉笔、石板、油墨、草帽、滤水砂罐、铜匙、火漆等产品，并将样品呈送省劝业道查验。
在当时东川试制的这些样品中，大部分都有很好的销路。清末由于废除科举考试，各种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对粉笔、石板均有大量需求。而与此同时因官印局带动的新兴印刷业的崛起，“各署局所通行的文牍章程与夫各学堂讲义莫不用誊写版刷印，即莫不用油墨……”。这些商品云南多赖于从上海购买外洋新产品，东川府能够自己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深得滇省劝业道的赞赏。在查验了东川送来的样品后，劝业道当即表示“本道当为力拓销路，藉资鼓励……”。严庆祺在东川生产的这些产品销路都很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