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是一本由[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3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精选点评：
●困。
●叙述太破碎了。看评论说前边还有伏笔，我这稀里糊涂的啥也没读出来 _(•̀ω•́ 」∠)_
●许多个碎片拼凑起来的村庄长卷。时空交错闪回，气质是轻盈的，带一点童稚眼光，但不是真的童年视角。风格是完整的，比较突出的缺陷是呈现“众声”时，作者并没有进入每一个声音的细部。整体意境的美加一星。
●文风和句子很美 也很有味道 然而讲故事的方法一塌糊涂 毫无意义
●叠床架屋的文字，故事不太理想，细节只能说累赘了
●众声重叠的寂静
●被封面骗了...
●读完《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很容易想到福克纳，很容易想到我，想到高高低低许多坟，一部层层叠叠堆积起来的村庄编年史。坟上有许多梨树，梨树老了，再也不结梨子了。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花也一年比一年开的更少。而就在我刚刚走过的八街路口，有一座医院，以前邻近有许多小粉屋，一场夏天的风顺着大大小小的胡同钻了进去，全都是大白腿。可惜我来也晚，如今这里全都改卖纸人纸马了。可见这年头，活人的乐趣不一定比死人多。
●有时深觉自己是个愚钝的读者，很多书要看第二遍才能有所体会。人在被遗忘的原始之地生存，逃窜，拥向自以为初始的大自然，然而，田野已经成为了吃人的田野，教堂的钟也变成了无意义的铜铁。人们尝试讲自己的故事，然而湖上听故事的艄公已经死了，这里没有桥……处处都是封闭与绝望。
●写得很美，虽然内核有点没撑起来，但感觉斯坦尼希奇将会是现代德语文学的重要人物，而且里面很多篇章都适合拿去中学考试分析意向写作手法遣词造句啥的。 (结果刚刚搜了一下今年汉堡中学毕业考试真的选了《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作者本人也使用化名参加了考试，并在五个小时中为该书续写新章节....)(还有真没必要专研标题里的"我们"，德语原标题Vor dem Fest就是"节日之前"的意思..)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读后感(一)：一个安娜节，一场梦
这本书十分破碎，破碎是因为历史、过去残存的痕迹支离破碎。
萨沙并不想描述德国当代史，也不想去讲德国的历史，或者谴责某个时代。萨沙只想从一个小镇出发，讲几百年的历史在一个地域的纵向截面，它们在人们生活中遗留的痕迹，它们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迷惘，抑或新生。人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本身也参与塑造了一段段的历史。
模糊不可捉摸、充满神秘主义的过去，与看似确切的当下之间的鸿沟，不过是被时间冲刷出来的——在人们的生活细节里，在故乡博物馆的历史碎片里，在艄公可疑的身份里，在油画里，在第三帝国的林荫道，在德国境内的罗马尼亚人集装箱……随处可见当下与过去的真正关联。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读后感(二)：从他们到我们：巴尔干移民书写的德国故事
萨沙·斯坦尼西奇1978年出生于波斯尼亚小城维舍格勒，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1992年，为了躲避波斯尼亚战争，年仅14岁的他与父母亲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此定居下来，并以德语写作，成为了一个失去故乡和母语的人。
2006年，年仅27岁的斯坦尼西奇横空出世，凭借长篇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崭露头角。在这部具有强烈自传性的小说中，出生于波斯尼亚小城的主人公亚历山大跟随父母逃亡到德国，面对残酷的死亡与战争，面对令自己无所适从的“新家乡”，亚历山大沉溺到对故乡连绵不绝的故事和回忆中，试图从幻想中找回自己已沦为废墟的家乡。
斯坦尼西奇是讲故事的天才，在孩童的天真视角中，不仅有波斯尼亚社会小人物的种种生活面相，更映现出政治变迁对日常生活的塑造和改写：铁托被人尊崇和忘却，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纠结的矛盾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感官，以及当代政治进程突变中民族宗教仇恨卷土重来……他的语言既有孩子般的轻盈诙谐，又有老者般的沉痛诗意。小说问世后便获得英格博·巴赫曼文学奖的“读者最喜爱作品奖”。
2014年，沉潜数年的斯坦尼西奇再度归来，凭借《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获得当年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图书奖提名，被誉为德语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斯坦尼西奇曾说，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重返故乡的经历。其时，他回到故乡小城维舍格勒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村庄墓地中看到，每块墓碑上都刻着他的家族姓氏。他猛然意识到：这个村庄的故事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完全湮没在时间的汹涌大河之中。他决心写一本村庄的故事。
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将视域从东欧故乡转移到“第二故乡”德国。
菲斯滕费尔德，位于德国东北部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小村庄。千百年来，它见证了中世纪时期女巫被烧死、强盗被处以绞刑；目睹近现代德意志的兵燹和兴衰，“王储就是王储吧！他们个个都叫威廉”；以德国共产党主席命名的大街上矗立过希特勒的雕像；更在两德的分裂和统一中浮浮沉沉，如今村庄人口开始缩减，老一辈人日渐凋零，“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于出生的人”。“安娜节”是村庄的传统节日，尽管庆祝节日的许多规矩不再因袭，在初秋到来时，人们仍将燃起篝火，焚烧假人。
节日前夜，整个村庄陷入夜幕，斯坦尼西奇以诗意而精微的笔触对准一个个次第上场的人物，形成一帧帧连绵深远的电影镜头：开渡船的艄公开场便已死亡——一个意味深长的消失——留下湖上空荡荡的小船和亮着灯的艄公小屋；90高龄的克兰茨夫人，一位来自于前南斯拉夫地区、患有夜盲症的画家，她的画笔是历史的记录者：苏联士兵占领村庄时期的梦魇、东德时代的工业盛景、如今的勃兰登堡工业废墟，以及“一个新纳粹在睡觉”，一代又一代人出现在她的画笔下，“她一次又一次不得不从头再来，并且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蕴藏在每一个崭新开头中的美梦又变成噩梦”，但她从未成功描摹过夜色中的村庄，此刻，她冒雨再次出门尝试；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正在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上尉、后来的护林员、如今退休在农业机械厂打黑工”的施拉姆先生；前东德秘密警察迪茨舍曾偷看人们的信件，至今仍为人诟病，他独来独往，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德国矮腿鸡。形形色色的人物穿针引线，织就了村庄的集体肖像，此外，一只游走于村庄偷鸡蛋的母狐狸还提供了一个平行于人世间的动物视角，正因为在村庄的场域中，人、动物、景物是平等而一体的，才使得“交谈”的层次更加丰饶、含义更加浑厚。
村庄不仅属于当下活着的人们，更为档案馆史书中记载的，充斥着盗匪、瘟疫与大火的传说世界所滋养。十几个人物的命运如同丝线缠绕交织，村子几百年间的历史和传说穿插其间，与现实不断闪回交织：跑步的女孩名叫安娜，被指控为女巫、处以极刑的年轻姑娘叫做安娜，还有三十年战争中击退流寇拯救村庄的女勇士安娜，被意外烧死在烤炉中的女孩也名叫安娜。历史和现实在这一夜形成了精密的对位：历史和传说不仅活在过去，也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人物与鬼魂和祖先交谈而不自知，他们在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幻想时终将与古老的历史相遇。
但《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绝非一本考古或志怪之书，而是处处映现作者对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敏锐触觉。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处在连绵不断的演进中，历史必然包括鲜活的当代史，不只是宏大事件的时间记载，更是每一个亲历者的切肤感受，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体验和细微的价值评判构成了历史的血肉。斯坦尼西奇的背景虽与近年来涌入德国的难民性质不同，但作为移民作家，他对于“新纳粹”的讽喻态度是清晰无疑的。当新纳粹在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集装箱外壁写上“罗马尼亚人滚出去”，斯坦尼西奇让一个睡眼惺忪的小伙子把德语滚出去“raus”一词中的“r”改成“H”，然后在罗马尼亚人后面加了一个连接号，于是“罗马尼亚人滚出去”（Rumaenenraus）就变成了“罗马尼亚人之家”（Rumaenen-Haus）。同样来自东欧的克兰茨夫人把这个场景画了下来，“这是克兰茨夫人最喜爱的画，这是克兰茨夫人心中的罗马尼亚人”，这也是斯坦尼西奇心中理想的新移民和德国人：“多民族德国”下的身份认同需要被赋予更包容、更广阔的视角，才能为“糟糕、美妙、虚伪”的欧洲“带来拯救和虚构”。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语言如诗，在不动声色之间富于幽默。但斯坦尼西奇的幽默中全无反讽，而对他笔下的人物赋予感同身受的理解，以神色舒展的温情化解他们在政治现实中的困境。东德时代，村庄里的湖水受到污染而无人管理，人们在愤懑之余也还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因为“产自大湖的鲈鱼被卖到西边去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西边的人会出现什么三长两短——如果真的有问题，有一点点不舒适，西德人也是可以扛过去的”，令人在莞尔一笑间，精确捕捉到特殊年代的政治对垒中普通人的微妙心态。谈到迪茨舍过去偷看人们的信件，作者揶揄道“如今人人都写电子邮件……要说电子邮件，有另外的人一起阅读，那就是病毒和美国人”，将欧洲纠结的信息安全问题巧妙嵌入当下与历史的对话中。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与《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有共同的主题：对抗消失。前者在时间的侵蚀中留存历史记忆，后者在废墟之上重建故乡的幻影。正是在对消失事物的追寻和呼唤中，作者对“已消失的故乡”和“当下的故乡”倾注了相通的生命力。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斯坦尼西奇在《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中选取第一人称“我们”作为叙述人称：这不仅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写作探索，更寄予了斯坦尼西奇对“第二故乡”的情感认可。“我们是集体讲述者，是匿名的、敞开式的，是村庄自己的声音，是一种多声部的存在”（《南德意志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视为是村庄古往今来所有的村民和记忆，它见证了历史变迁，时而深沉，时而俏皮。这一叙述角度使外来观察者消失了，叙述者融入、沉浸到村庄的肌体当中，使得讲故事不再是外来者的窥视或俯瞰，而成为村庄的自发呈现。它具有指向作者本人的象征意义：移民作家完成了从“他们”到“我们”的身份转化。
在这个意义上，斯坦尼西奇的这本“德国之书”几乎呈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最佳范式，也使我们对这个日益隔离、分裂的世界重新恢复一点属于文学的希望。
（原载2019年8月16日《北京青年报》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9-08/16/content_335835.htm？div=-1 ）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读后感(三)：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
韩瑞祥/文
移民文学（Migrations literatur）成为当今德国文坛上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一批又一批脱颖而出的移民文学作家为当今德国文学的发展不断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之形成了多元并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些移民文学作家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以独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艺术形式，表现了对现实生存的思考、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德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尤其从赫塔·米勒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德国移民文学越来越引起学界和读者广泛的重视和解读。当代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1978— ）堪称这种移民文学新生代的杰出代表。
斯坦尼西奇出生在波斯尼亚小城维舍格勒，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1992年，在波斯尼亚战乱中，他与父母亲逃亡到德国海德堡，并从此定居在德国。他从小就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也为他后来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刻骨铭心的青少年经历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斯坦尼西奇看来，移民背景是其文学创作形影不离的“双影人”，写作就是要把人生最深切的经历与独特的叙事方式融合成具有张力的艺术图像，使之饱含历史的底蕴和时代的活力。早在海德堡大学上学期间，斯坦尼西奇就开始在德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他那“只有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童年梦想越来越不可阻挡地变得更强烈”（斯坦尼西奇）。2005年，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的短篇小说《我们在地下室里玩什么…》（Was wir im Keller spielen…）成为当年巴赫曼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部小说从一个儿童视角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南斯拉夫战争给人们所造成的身体和精神创伤，先后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2006年，斯坦尼西奇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开始在德国文坛上绽放异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作者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年轻人的形象。主人公跟随父母逃亡到德国，可在这个陌生的新家乡，他却无所适从地逃脱到一个由故事和回忆组成的挥之不去的世界里。小说叙事既富有诗意又诙谐幽默。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刻就得到批评界的青睐，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斯坦尼西奇因此先后获得了德国图书奖最终提名奖（2006年）、不来梅城文学奖（2007年）和沙米索文学奖（2008年）。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Vor dem Fest，2014年）是斯坦尼西奇发表的第二部小说。2013年，这部当初名为《安娜》的小说手稿就赢得了著名的多布林小说奖，随即又获得了莱比锡书展大奖，而且当年也被提名德国图书奖。《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被誉为当年德语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讲述的是一个当年的东德小村庄的故事，它所叙事的时间仅仅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安娜节的前夜。小说没有单一的主人公和情节结构，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了发生在这个地方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以及活动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作者从一种若即若离的多层叙述视角出发，采取了有分有合、融合贯通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将这个小村庄的现实与历史编织成一个层次丰富的马赛克图像，使得真实的发现与艺术的虚构在其中相互承载，相得益彰，创造了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平衡；一个小地方、一个个小事件和小人物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个相映成趣的现实生存众生相。作者在这里试图“通过观察和虚构去拯救所失去的生存中可以拯救的一切东西”（《法兰克福汇报》）。可以说，斯坦尼西奇以巧妙的叙事方式唤醒了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描写了它的美丽、悲哀、空虚和力量。读者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小村庄那平淡无奇的现实深深地承载着启人深思的大千世界，一个个穿插其中的真实与虚构的历史事件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启示。
小说开头一句话，既像是告别，又如同挽歌：“我们好悲伤。我们再也没有艄公了。”实际上，这是作者赋予小说叙事的基调。艄公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他虽然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世界的原型代表，但却贯穿于历史与现实叙事的交织中，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又是现实生存的镜像。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斯坦尼西奇为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小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唱响的一曲挽歌，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统一后的德国人生存中被人视而不见甚或故意掩饰的东西。作者在这里很有创意地汇聚了一群原型人物，描写了他们的工作和习惯、他们的语言和情感世界、他们的希望和绝望。这些经历不同的人物共同生活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小世界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寻求与命运抗争：施拉姆先生是孤独无望的代表，他是退休的前东德国防军中尉，孤身一人，与突变的现实格格不入。由于生活拮据，他靠着打黑工勉强度日。对他来说，摆在面前的出路不是立刻自杀就是慢慢通过抽烟了此一生。在万般无助的节日前夜，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子，两个此前并无太多交集的人似乎立刻形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命运共同体。耄耋之年的女画家是这个小村庄饱经沧桑的孤独者。1945年，她从家乡逃亡到菲斯滕费尔德。她在这里躲过了战争灾难，在藏匿的岁月开始学习绘画。她以自己的绘画见证了这个村子被占领时代、东德时代和柏林墙倒塌后的时代的兴衰沉浮，描绘了这个村子不同时代的各种主人，记载了这个村子的历史发展、变革和延续。然而她却“永远只能描绘她所知道的东西”，始终无法在画面上留下这个村子那捉摸不透的夜景，因为在村边那平静的湖面下似乎有深不可测的暗流在涌动。施韦尔穆特夫人是“故乡博物馆”的守护人，她竭尽全力要保护家乡的历史资料，费尽心机重新撰写出家乡一个个早已遗失的历史片段和传说，借以挽救日益走向衰亡的家乡传统。然而，这些支离破碎的家乡历史也只能尘封在故乡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难见天日。当年东德的邮递员迪茨舍先生一直被怀疑曾经是秘密警察，负责监视人们的信件来往。柏林墙倒塌后，无论他怎样试图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难以得到宽容和谅解。他要靠养种鸡安分守己地生存，堂堂正正地做人，但他的一切善举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死不悔改。他无可奈何，只能与音乐为伴，与他的鸡群为伍，孤独绝望。从整个人物布局来看，小说所描写的一个个小人物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个体，虽然他们寻求生存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却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同样的命运，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结局或许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在这个地方，“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于出生的人”。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一个个小人物、一个个小事件穿插在一个小地方的历史与现实错综交织的叙事中，一个个神话、一个个传说点缀其间，它们互为依存，互为镜像，别有洞天。作者在这里以细腻的语言、真切的图像和细小的情节惟妙惟肖地勾画出那刻骨铭心无法言说的东西。整个叙事游刃有余，张弛有致，形散而神不散，情感真实而不多愁善感，幽默而不嘲讽。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这里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叙述者是多视角多层次的“我们”，是这个村子本身，像一个多声部的、穿越时空的叙事群体，时而在遥远的过去，时而在当下，有时显得有点干巴，但始终不乏诙谐与幽默。可以说，叙述者“我们”的声音来自这个村子的深处，来自位于其旁的两个湖里，来自故乡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来自菲斯滕费尔德的角角落落和一草一木，同样也来自它那逝去的过去；小说的叙述如同一部美妙的交响曲，让韵味无穷的回音久久地萦绕在读者的耳旁。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想自然使得那一个个令人感同身受的小人物及其命运在读者的心灵里活灵活现地汇聚成了时代的生存图像。毫无疑问，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以独具匠心的想象再现了一幅不同寻常的艺术画面，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对现实的警示。这是一部会深深触动读者审美心灵的好作品。但愿这部小说也能为中国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资助，译者也于2018年7月应德国欧洲翻译学院（Europä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之邀在那里驻站一个月，有机会与作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直接交流，解决了翻译中的诸多疑惑，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译者也期盼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韩瑞祥
2019年3月于北京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读后感(四)：《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今天是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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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热闹的一天，这是快乐的一天：孩子们和小牛犊躺在一起，在干草堆里睡觉；赖夫夫人邀请人们去她的制陶作坊参观；面包师齐施克将主持今年的艺术品与珍品拍卖会；克兰茨夫人在夜晚出门，身后拖着滑轮小车，为明天做好精心准备……全村都在沸腾；，全村都飞溅着玻璃清洁剂，全村都在张灯结彩。今天，小村菲斯滕费尔德所作的一切只为更热闹、更快乐的明天，因为明天就是安娜节，人们将焚烧安娜。今日前夜的准备，也许是忍受，但是当明天到来，当执行焚烧安娜的判决，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
但是所有人要将她变成女英雄的安娜为什么要被焚烧？女英雄也是女妖？为什么会有安娜节？没有人知道在安娜节到底该庆祝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好在这一天结束或开始，也许只是在庆祝菲斯滕费尔德这个村庄的诞生，庆祝“我们给自己讲述它的故事”，而焚烧安娜之前人们都在祈祷，祈祷最基本的生存，“为鱼能够继续存在。为自身能够继续存在。”当人们要在安娜的末日之前带着她去找那些人那些动物，找生存的饥饿和疲惫，找面包的味道和战争的恶臭，找复仇和爱，也是为了在英雄被焚烧之后，真正在人活着的意义上书写新的历史。
但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页真的像结束末日一样能翻过？在安娜被焚烧之后真的会有新的一天？“你必须忍受这个夜晚”，对菲斯滕费尔德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夜晚，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只有从夜晚进入祖先的故事，才能更好面向明天。不管是现在的菲斯滕费尔德，还是曾经的祖先，有三种东西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那就是湖，“与我们的湖一起，它们反正永远都不会停歇。”那就是动物，“与那些动物一起，它们开始进入战斗。”那就是大钟，“与我们的大钟一起，它们马上就会敲响节日的前奏。”湖、动物和大钟，是菲斯滕费尔德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也串起了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或者说，它们的故事就是“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故事。
菲斯滕费尔德有湖，而且有两个湖，在刚建起来的故乡博物馆里，有一块里程碑描写了和湖有关的传说：一块里程碑上说从前有一个巨人，他来到了这里，然后从达尔马提亚的迪纳拉山脉削去了一个山顶，然后将它扔了出去，于是山顶就落在了湖里，于是这片水域就永远一分而为了。巨人是不是故意将山顶扔了出去，历史并没有纪录。和巨人有关的传说在迪纳拉山区流传，因为一座山挡住了巨人眺望亚得里亚海的视线，于是就将它削掉了，但是并没有提到这块巨石是不是落到了湖里，但是山顶上有巨大的指印，还有一句用古教堂斯拉夫语写的问候，“上帝之爱就是拯救”或者“上帝之爱是根芦笋”。两个湖和传说中的巨人有关，巨人又变成了上帝，所以对于菲斯滕费尔德来说，湖就是它诞生的标志，就是上帝的创造。
湖意味着伟大的诞生，但是两个湖无疑变成了此处和彼处的隔阂，那只母狐狸站在山毛榉树下望着人类建筑时，它想到的是人类不可遏制的意志，这种意志创造了人类最舒适的居所，它将水域一分为二，所以两个湖是人类贪婪的象征。母狐狸对人类的观察或者只是一种动物视野，它和传说中上帝式的巨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是在动物观察之外，这一片湖无论是在历史的书写还是现实的故事里，却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1578年的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在深湖边的耻辱柱旁生下了奇怪的小猪，体型完全是小猪，但是却长着人的脑袋，德罗施勒认为这是魔鬼的孽种和怪胎，于是磨坊主抓住了小猪的脖子，并将它扔进了湖里，小猪沉了下去，但是当在场的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小猪又从水里冒了出来，并且向河岸游过去，还兴高采烈地咕咕叫着——人们最终将那头母猪吃了；1589年7月的时候，忠实可靠的村长女仆甘茨生下了一个女婴，村长夫人却夺走了女婴并在实习之后将她弄死，夫人还唆使儿子杀死了女仆，因为村长和女仆有染，但是后来村长夫人遭到了惩罚，她被淹死在深湖里……
在湖的沙底曾经发现过鹿的头骨和角；13岁就闯荡过丹麦的拉达，他开的车总是搁浅在湖里；村子里的人总是把废弃的家什丢到湖边；而现在，用船载着人们过湖的艄公淹死了湖里，没有了艄公，两个湖之间的岛，就再也没有人上去了，这个冰块在浪涛里劈啪作响的湖，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存在，怪异事件背后的死亡不断出现在菲斯滕费尔德历史书里，这个和上帝的创造相关的诞生被蒙上了恐怖的色彩，“人们说，他们生活在距离魔鬼浴场最近的田野上——如今人们称之为菲斯滕费尔德。”上帝变成了魔鬼，诞生变成了死亡，而每隔三十年，人们总是在湖边听到气喘吁吁的声音，听到声嘶力竭的呼喊：“告诉我，老东西，你觉得划起来很沉吗？”这似乎和艄公的死有关，却和那一口大钟有关，教堂的钟不见了，两个小偷欣纳克·利文毛勒和被称为长腿库诺的库尼贝特·西沃贝偷走了钟，而他们就是坐上了艄公的船到了彼岸，那口沉重的钟就是在中途的时候扔在了湖里，小偷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就骂了老艄公那句话——后来这些钟在深湖里被发现，但是小偷却不见了，艄公也背上了骂名，直到他淹死，人们才觉得悲伤。
诞生和死亡相关的湖，当然引出了大钟的故事。钟有三个，两个较小的称为双胞胎，它们是博尼法蒂乌斯和布鲁诺，16岁的约翰想做敲钟人，他把这两口钟称作“蜜蜂”，“它们还年轻，两个颀长贪玩的小伙子，声音洪亮，c小调和E小调。”另一口是主钟，没有基督教名，人们称它为“老妪”，是一个几乎全黑的庞然大物——双胞胎音色和谐饱满，老妪却沉重而沉默，它的铭文是：“在痛苦中忍耐吧。”这个和痛苦有关的老妪，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16世纪的时候，有一天老妪不停地鸣响，于是人们都聚集到教堂里，但是却不见敲钟人的影子，也没有人拉钟绳，人们顿时感觉到钟被灵魂附体了，他们害怕，这时，狂风暴雨席卷了整个村子，没有进教堂的人都被掩埋，而教堂里的人则安然无恙；1740年的一个深夜，黑钟再次响起，还是响个不停，人们又聚集在教堂里，敲钟人当然还是没有，但是这个几乎和16世纪的故事一样开头的夜晚，却走向了另一种结果：村子里起火了，有人冲出教堂去救火，而更多的人则躲在教堂里，他们以为能躲避火海，不想大火吞噬了一切，教堂里的人因此丧命，外面的人也没有幸免——而黑钟依然屹立在废墟上，只是变得更黑了。
16世纪的钟声带来了幸运，而1740年的钟声却意味着灾难，在截然不同的命运面前，钟依然是钟。但是1740年的那场大火中有人活了下来，他是叫默滕斯的磨坊主，而这个人便成为了菲斯滕费尔德的祖先，菲斯滕费尔德故乡博物馆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写的。祖先活了下来，于是繁衍生息，后来人们浇筑了两口新钟，这两口铜钟在战争爆发后被送到了战场上，十年后的1926年，人们又浇铸了两口钟，它们就是双胞胎。在之后漫长的七十年时间里，只有三天，菲斯滕费尔德没有响起祈祷的钟声，但是在钟声不绝的日子里，它也见证了苦难，菲斯滕费尔德的人像老妪身上的铭文，在痛苦中忍耐：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开始逃离村子，但是逃亡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于是他和家人又回来了，他立刻去看了他的钟——村子里的苏联人没有阻拦他；1970年代末，曾经是国家人民军中尉的施拉姆对敲钟人说，还是别敲了，因为钟声会让他想起另外的时代，他说：“谢天谢地，中世纪过去了，而新时代充其量只需要把教堂当集会大厅用；新时代需要行动，而不是钟声。”但是罗莎却不同意，她让敲钟人回去敲钟，她说：“有一百个理由停止敲钟，可政治不是原因之一。”钟声又在菲斯滕费尔德上空响起。
教堂里的钟让人们祈祷，它是救赎的象征，但是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中，大钟也见证了灾难，见证了战争，甚至见证了信仰的迷失，而现在，当1990年代的教堂被重新修葺，16岁的约翰想成为敲钟人，对于他来说，敲钟并不是一种神圣靠近上帝的工作，他是个无神论者，喜欢表演，所以钟声里的说唱乐才是它的目的，这是赋予了钟一种新的使命？在约翰看来，钟声和说唱乐都是对祖先的一种回应，都是关于生命的声音，“现在秋天来了，而当约翰下一次敲钟时，他将会坚信，他们，也就是祖先们，会听到他敲响的钟声。”钟声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那些故事，是“在痛苦中忍耐”的故事，是和战争、灾难和死亡有关的故事，“没有人像教堂的钟那样深谙《圣经》。《诗篇》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诞生和死亡的湖，灾难和救赎的大钟，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现实中，和我们在一起的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而和那些动物相关的呢？它们是苏醒的狼群，是被赦免的猪，是不寻常的鹿角，是马蜂、野兔，经常出现的是那一只观察人类的母狐狸。“在黑暗的保护中，母狐狸踏上了一次值得纪念的狩猎征程。”夜晚出没的母狐狸，奔着灯光去的母狐狸，想要偷鸡蛋的母狐狸，却总是遇见人类：1589年过安娜节的时候，小酒店店主乌尔里希·拉梅洛的妻子不见了，他又娶了一个女人取而代之，人们说这个女人是个放荡的女人，她无视上帝，无视圣言，无视圣餐，在流言蜚语中她打算逃跑，但是她发现身后跟着一只母狐狸，于是她放弃了；在很久以前，公狐狸的妈妈失踪了，两个男人开始喂养它，它跟着他们，后来吸引住了一只母狐狸，后来它们生了孩子，一起和人类生活在住宅里，最后，“它在某种用木头和铁丝做成的、给它造成了深深伤痛的东西里去世了。”而现在在菲斯滕费尔德夜间出现的母狐狸，穿过了人类居住区之间被照亮的石板路，一个男人暗中守候在那里；当它进入到鸡舍，在和鸡的搏斗中一只脚受伤了，它无法得到“被人类住宅和狗的梦想包围的木板”里面的鸡蛋，而且它发现对面有两个男人正靠着石头观察着它；后来母狐狸终于逃离了，当它带着受伤的脚跑进树林，发现它的后面跟着母獾，于是这成了母狐狸最后的命运：“母狐狸吃掉鸡蛋。消灭掉鸡蛋。母狐狸声嘶力竭地狂叫。母狐狸在洞穴里打滚。舔着受伤的腿。”
在人类之间穿梭，和人类相遇，母狐狸是对人类进行观察的动物，人类也观察着动物，他们组成了一种互应的关系，而在母狐狸在夜晚开始征程的时候，它遇见了明天将迎来自己末日的安娜，“窗前的安娜不知道田野上有只狐狸。安娜镇静自若地站在窗前。”他们似乎没有交集，但是当闪电划破寂静，当田野睁开眼睛，狐狸看到安娜，安娜也看到了狐狸——安娜是不是从狐狸的眼睛了看见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和安娜节有关的故事是不是折射着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安娜或者就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她是为“安娜节”应运而生的存在，而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传说中，安娜节里有太多和苦难、亵渎、迷失有关的故事。菲斯滕费尔德的故乡博物馆记载的历史就是从1740年的那场大火开始的，按照这个时间节点，那么1740年之前的历史可以视为“前历史”，这一本前历史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里面几乎都是怪异的传说，大都和动物有关，和安娜节有关。
1578年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生下了长着人的脑袋的小猪，1589年7月，村长的女仆被村长夫人的儿子杀死，村长夫人被淹死在深湖里；1590年的安娜节，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人们认为他就是小偷；1599年安娜节的前一天清晨，狂风大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1607年的新年，人们在庄园荒芜的田野上发现了一堆奇怪的苹果，继而引起了天地所有权之争；1611年4月27日，在庄园附近的田野上一只怀着小崽的母狼掉进了陷阱；1613年9月23日，教堂尖顶被雷劈开，一口钟被劈成两半，谷仓引发大火；1618年5月19日，人们在天空上看到了六个太阳；1722年安娜节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人们为了防止亚麻烘干时被盗，形成了一个陋俗，那就是把仆人或小孩关进热乎乎的烤炉里，让他们在里面过夜，格尔兄妹便被关进去了，第二天人们发现女孩已经死了，男孩则严重受伤。
而1740年大火之后的正史，没有了怪异的动物，没有了神秘的故事，甚至没有了安娜节：1926年，教堂的新钟浇铸完成；1927年，一名中国人因为没有流动摊贩证被警察抓住，在争斗中警察拿出枪打死了中国人；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逃往，之后又返回去看了他的钟；直到1945年，那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体育场上立着一个纪念碑；1990年10月3日，是德国统一日，雷贝夫人被人捅了十一刀，“你瞧瞧吧，重新统一对一些菲斯滕费尔德人来说多么无所谓啊，包括那个凶手。”1992年之后，格罗夫每年都会赦免一头猪；2011年，故乡博物馆进行了修葺，古老的挂锁被密码电子锁换掉——此时距离菲斯滕费尔德首次命名七百年。在战争已经过去，纪念碑已经更换，博物馆修葺一新的时候，菲斯滕费尔德似乎正走向新生，但是那些过去的阴影并没有消散，就像2011年电子密码锁的时代，三个司机开车撞到了路边的法国梧桐，未幸免于难的唯一一个是狂热的电子游戏专家，是2010年德国反恐精英锦标赛团体赛第三名成员——当反恐精英死于意外，是不是意味着菲斯滕费尔德的新时代依然有着苦难、不幸和恐怖？
因为新时代还有安娜节，还要将女英雄焚烧，而被命名的安娜的历史也是一部苦难史：“在安娜之后，在安娜、她的母亲和祖父之后。这里也曾短暂地有过父亲。之前，战争期间，波兰苦役，人们称之为波兰农场，波兰人靠在篱笆上，彼此低声吟诵着诗歌。之前有两三代格尔家族，全都是农民，只有一个店主，而永久不变的是：田野。”田野里有野兽的味道，田野里总是存在着杀戮，“田野杀过生，它要给安娜展示，它杀死的东西。安娜不想知道。”所以她奔跑在田野上，是为了离开田野，离开历史，离开灾难和死亡，甚至她用枪击杀了匪帮头子而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她被这里的人当成鬼怪——安娜或者也是菲斯滕费尔德人所说的动物，在湖指向诞生和死亡、大钟指向灾难和救赎的矛盾中，动物的悖反体现的是它观察和观察它的那些人的矛盾心理：他们对苦难有着深刻的记忆，祖先的故事已经铸进了他们的灵魂里，克兰茨夫人的绘画表现的是反战思想，妈妈准备的活动是反法西斯自行车节，约翰在钟声里听祖先的话……但是他们又似乎在忘记历史，又在制造苦难，“德国会再次成为狼国。从波兰和俄罗斯，它们长途跋涉数千公里。美妙的动物。猎人。你说狼群吧！”有着狼纹身的苏茨这样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安娜在夜晚奔跑，“在这一天，夜晚穿着三种礼服：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曾经的灾难和苦难留在记忆中，现在的恶毒和攻击正在成长，而将来呢？当明天的末日即将来临，菲斯滕费尔德的湖里没有人游泳，菲斯滕费尔德的教堂没有钟声，菲斯滕费尔德的猪在长凳间走来走去，安娜节的安娜成为了游戏的商品，“我们很高兴。估计安娜不会被焚烧。她站在火刑柴垛旁，举起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柴。我们开价比她高，我们开价12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