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3000年》是一本由张倩红 / 张少华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犹太人3000年》读后感(一)：以色列（与神摔跤者）
上帝容得下犹太人，而我们同类却容不下。
上帝不能被看做是罪恶的直接参与者，但也不能被排除在被告席之外，因为历史事实本身对上帝提出了公诉。———个人觉得有些事情，上帝面对人类的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面对自己的疑问，最终犹太人还是靠信仰的力量，靠自己的能力解救了自己。
只要我们的心中 还深藏着犹太人的灵魂 只要我们的眼睛 还眺望着着东方的锡安山 两千多年的希望 就不会化为泡影 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 矗立在锡安和耶路撒冷
《犹太人3000年》读后感(二)：。
犹太人3000年作为一本科普性书籍，详细阐述了犹太人无比曲折的发展史，引发了我的深思。
1. 犹太人为什么总是能够创造奇迹？
犹太人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他们内部在抵御外敌时总是能够团结一致，构成坚固的防线。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坚韧不屈是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未放弃民族特色与理想。犹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即“重返锡安”，建造一个犹太国家，并能为此不懈努力。得益于犹太人的传统教育，每次面临困境时，总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行之有效地脱离困境。
2. 为什么犹太人在世界精英中的占比这么大？
书中给出了答案，犹太人注重教育，教育方式方法中又以注重反向思维能力与创造力著称。正是这长久以来的优良犹太教育传统，使得犹太人的创造力与思维能力超群，使犹太这个少数民族成为了精英阶层中占比最大的民族。
3. 为什么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都曾遭遇过法西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德国承认并为此忏悔，日本却极力否认且没有表现出丝毫歉意？
从受害方来说，我认为，这与受害方在国际中的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犹太人是流散性民族，在欧、美、亚各个国家都有犹太人的生活足迹；其次，犹太人频出精英，出现了许多对全世界影响都极大的先锋人物，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人受到迫害后，各国精英阶层的犹太人有意或无意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利用舆论迫使法西斯低头道歉，迫使曾是法西斯的国家为他们曾经的罪行而忏悔。反观中华民族，在当时，中国没有出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精英人物，对国际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法西斯方没有或很少承受社会与舆论的压力，导致了法西斯对中国的不屑并否认罪行。从大屠杀事件来看，一个民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只有民族的强大才能保护民族不受欺压，才能在受到欺压后反击并得到应得的道歉。
《犹太人3000年》读后感(三)：犹太人3000年
这本书是在逛西西弗书店买的，算是缘分，刚巧最近读了《偷书贼》（一本写二战背景下，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微小的联结的故事）后，对犹太民族非常感兴趣，所以碰到这本书就买了下来。
读这个书的目的是粗略了解犹太历史，从历史渊源到近现代，读完之后目的100%达成。
本书文字清晰，吸引人，并且很易读，虽然是专业历史书籍，却不枯燥，很适合初读者。
个人认为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最为有趣，分别是犹太教的诞生渊源，世界性大流散阶段的发展以及希特勒犹太观的阐述。
偷书贼
8.8
[澳]马库斯·苏萨克 / 2018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犹太人3000年》读后感(四)：《犹太人3000年》—张倩红、张少华。
摘要：
一、
1、亚伯拉罕在神的授意下带领族人到迦南定居。希伯来人（渡河而来的人），因为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契约，又称为契约之民。也就是犹太人的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世界一神教的雏形已现端倪。同时，神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双方互有约束，这为犹太人播下了“独一神信仰”这颗种子，这颗种子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长壮大，最终演化成为完备的信仰体系，从而对犹太文化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替罪羊的由来，神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独生儿子献祭，亚伯拉罕毫不犹豫的，带着儿子来到神指定的山上，在最后关头神制止了他，亚伯拉罕通过考验。最后用一只羊代替儿子以撒献祭，这就是替罪羊的由来。）
2、传承顺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继承人)。天神祝福雅各，并赐名“以色列”（意为“与神摔跤者”）。因此，在随后的年代里，希伯来人也被称作“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所生活的时期是犹太史上的“族长时期”。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人的后代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
3、当希伯来人逐渐强大的时候埃及法老意识到希伯来人的威胁下令将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全部杀死。其中一对夫妇将生下的男孩仍到河里，被法老宫中的公主救起，起名为摩西，意思是从水里拉起的人。摩西长大后始终牢记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立志要将族人带回迦南，这就是出埃及记。著名的摩西十诫就诞生于这个过程。摩西十诫及律法的制定是犹太教信仰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后来出埃及记，象征着勇于战胜一切困难，为了信仰在所不惜的民族团结一体的象征。但摩西并未真正将族人带到迦南，是他的继承者约瑟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愿望，促使希伯来人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
4、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王国建立前的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为“士师时代”。在士师时代，希伯来人各支派独自为政，并非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为了抵御非利士人的侵扰，凝聚民族精神，希伯来人必须联合起来，这一客观要求促进了统一王权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士师时代末期，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撒母耳从便雅悯支派中挑选俊美、勇敢的青年扫罗，为他行膏油浇头的仪式，立他为全以色列的领袖，扫罗成为希伯来王国的第一代君王。
5、扫罗死后，大卫久经波折，先成为犹大部落之王，然后征服了北方的部落，各部落派长老去希伯伦为大卫加冕，大卫成为希伯来王国的第二代国王。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率军攻占耶布斯，夺取了这座连接王国南北且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塞。由于当时的首都希伯伦是个比较封闭的南部城镇，为了加强对北方部落的控制，大卫决定迁都于此，并将耶布斯命名为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又名“大卫之城”。从那时起，耶路撒冷就成了犹太民族的圣城。
6、大卫王晚年立他最小的儿子所罗门为继承人。公元前1030—前930年的统一王国时期，是希伯来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希伯来人不仅成功入主迦南，而且建立了一个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小型帝国，国内政治稳定、商贸繁荣，一度成为西亚北非地区最有实力的王国之一。大卫王的军事征服，所罗门的光荣富足，一直是犹太人回忆王国历史的关键词。统一王国时期也是犹太教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当犹太人亡国后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时候，对统一王国时期的荣耀倍感怀念。大卫的后裔更是“拯救”的象征，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救世主）出自大卫王的后裔，他将犹太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也可以看出希伯来王国对犹太历史的深远影响。希伯来王国在所罗门统治后期危机四伏。
7、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去世后，其子罗波安继位（约前930—前913）。北方10个支派请求国王减轻所罗门时期的赋税与徭役，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罗波安王的强硬态度使困苦不堪的百姓们极为失望，他们决定背叛国王。经过征战，北部10个支派宣布独立，建立以色列王国（前930—前722），定都撒玛利亚。
南部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南部联盟，建立犹大王国（前930—前586），仍定都耶路撒冷。约西亚（约前640—前609）统治时期，西亚地区的国际势力重新组合，亚述衰落，但犹大王国的命运并没有好转，遭遇到埃及人的进攻，约西亚战败身亡。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军队在卡尔美什战败埃及军队之后，长驱直入，攻入犹大版图，虽然犹大军民顽强抵抗，但还是被新巴比伦征服。此后10年，犹大王西底家（约前597—前586）成了新巴比伦王国的傀儡，他曾经发动了一次起义，但被血腥镇压。公元前586年，在经过18个月的围困之后，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犹大王国灭亡及第一圣殿被毁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巨大的伤痛长久烙刻在犹太民族的记忆之中。
8、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是犹太民族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期，内外矛盾特别尖锐。一方面，迦南地处埃及、亚述、巴比伦等大国争霸的前沿地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王国都十分孱弱，经常被卷入到地区冲突的漩涡之中，只能在大国强权纵横捭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苟延残喘地维护着自身统治；另一方面，王国内部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国王、贵族、祭司阶层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而生活在权力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承受着重重的压力，苦不堪言。
在民族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一批被称为“先知”的爱国志士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场轰轰烈烈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史称“先知运动”。塞西尔·罗斯曾这样评价犹太先知：犹太历史与其他中断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等）的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就是希伯来先知的存在，是先知让犹太历史得以延续。希伯来先知被誉为是“世界的良心”，他们为犹太历史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正义的准则。
在希伯来语中，先知意为“代言人”，指接受上帝委派、具有神圣的启示天赋和超凡魅力的智者。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后，犹太历史上涌现出一批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知运动是一场披着神学外衣，以“上帝中心论”为前提，以提升犹太民族伦理道德水准、重建社会良知为目的的社会文化运动。希伯来先知是一批思想敏锐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与同时代的伟大哲人们——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等人一起领导了世界文化的潮流。先知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犹太民族与犹太文化，先知们对“公正”“正义”“悔悟”“判断”等观念的理解与阐释，代表着社会的道德良知与正确的发展方向。
9、在巴比伦期间，犹太教迎来了全面的复兴。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为了表达对故土和圣殿的思念、向往之情，犹太会堂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巴比伦自由、宽容精神生活的一种体现，也是宗教复兴的一种象征，会堂成为犹太人追溯民族历史、学习神圣律法、讲解希伯来作品的场所。
公元前538年，迅速兴起的波斯帝国攻陷了新巴比伦城，居鲁士大帝宣布释放一切被掳之民，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并重建圣殿。但是，只有四万多人选择回到耶路撒冷，十几万人仍然留在巴比伦。此时的耶路撒冷社会风气和信仰很是混乱，在巴比伦的犹太大祭司以斯拉得知这样的消息后，于公元前457年返回耶路撒冷，决心重树犹太教的威严。经过以斯拉和另一位重要人物尼希米的努力，他们用律法来重建犹太社会，加深律法在百姓中的警戒意味、禁止异族通婚维护种族血脉的纯洁。这些举措，对维护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时是第二圣殿时期。重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建立起了第二圣殿，重新祭拜他们的信仰。
10、在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互相对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到了塞琉古找国王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他是狂热的希腊文化推崇者。犹太人不堪其辱爆发了宗教起义，公元前160年马卡比战死疆场，他的兄弟约拿单与西门继续领导抵抗运动，经过曲折与反复的抗争，终于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哈斯蒙尼王朝（前142—前63），又称马卡比王国。
在希伯来王国灭亡之后，犹太民族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中兴时期。哈斯蒙尼王朝艰难周旋于大国势力之间，并重修耶路撒冷城墙，建筑坚固的瞭望塔，重修了圣殿山，还修建了通向耶路撒冷的引水渠。希腊化时期是犹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一方面，马卡比起义掀开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英雄主义史册的第一页；另一方面，希腊化时期为犹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希腊帝国的巨大版图，加强了不同群体与文化间的交往，造就了一种包含多种因子的世界性文化，促进了文化的大交流、大发展，特别是哲学与神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犹太教被各种思潮所影响，并产生了具有特色的犹太哲学。希腊化时期涌现出一些融合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思想家，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前20——40）是两种文化的集大成者。斐洛在犹太一神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用“逻各斯”思想将这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斐洛的思想被基督教学者广泛借鉴，为基督教在希腊化时代兴起、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斐洛被尊为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11、希腊落末罗马崛起，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经历了镇压屠杀驱逐。犹太人爆发了一次次的英勇起义但与罗马军团实力相差悬殊，遭到罗马军团疯狂反扑，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从此，犹太人走上流亡之路。愈是面临灭亡的威胁，犹太人愈是坚持民族的传统，犹太教是他们共同的财富。即使在中世纪，犹太英雄主义精神也并没有丧失，在经历外部势力疯狂的迫害之后仍能存活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大地证明了犹太人的意志和勇气。
犹太人1800年的流散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中心，向东方和西方蔓延，逐渐散布于全世界的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在流散时期，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犹太文化仍然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穆斯林的温和政策统治下，西班牙地区的犹太人口逐渐增多，在农业商业贸易文化政治等方面影响力越来越大。
11、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在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领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摩西·迈蒙尼德。他总结出了犹太教最重要十三条信条。
到1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政权在西班牙的建立，反犹势力甚嚣尘上。从公元1492年开始，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大规模驱逐浪潮，使大约30万犹太人被迫迁移流浪。15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苏丹政权为犹太人打开了大门，大约有10万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等城找到了避难所。
二、
1、从公元135年开始，犹太历史进入了大流散时期。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与基督教欧洲的排异性，一次次重创了犹太民族，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无助、文化上的迷惑，使犹太人沦为了典型的“边际性客民”。民族的共同地域空间消失后，处于散居状态下的犹太人依靠共同的精神生活维护着民族特性。
2、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脉相承。根据《新约》的记载犹太人杀死了耶稣，所以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世仇。两种宗教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认同耶稣即是弥赛亚救世主的话，世界就应该会充满和平与正义。耶稣既然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他怎么去拯救犹太人？在当时的许多犹太人看来，耶稣只是一个凡人，犹太正统派认为耶稣传播的教义就是异端邪说，所以为了纯洁宗教信仰，必须坚决抵制耶稣即是弥赛亚这一理论。
3、在特选子民上两者也有很大分歧，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而基督教则认为由于犹太人不守承诺亵渎上帝已经被剥夺了特选子民的身份。基督教强调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旧约已经被上帝与基督徒所立的新约所取代，凡是信仰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会得到蒙恩，因此基督教把已广泛流行的《希伯来圣经》称之为《旧约》，把耶稣以后的经典称之为《新约》，代表着上帝与基督徒的约定。为了确保基督教义的完整和达到警示教徒的目的，基督教把《旧约》和《新约》都奉为经典，称之为《圣经》。旧约与新约的界定，表明了特选子民观念的演变。公元313年，在基督教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事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他本人也宣布皈依基督教，从此奠定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长达上千年的统治地位。
4、伊斯兰教同样脱胎于犹太教，两者都是崇拜绝对的唯一真主，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在世俗生活上也承袭了犹太教。它们之间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犹太教徒指责穆斯林歪曲《圣经》，而穆斯林则指责犹太人篡改神的本意。
5、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度崇尚智慧的民族。他们的智慧观体现在：第一，智慧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概念。第二，智慧是上帝神性的一种流溢，尊崇智慧即尊崇上帝。第三，智慧是世间的秩序要素，在万事万物中排于最先序列。第四，智慧是生活的导师。《圣经》告诉人们，智慧是上帝的赐福，它能指导正直的人们远离罪恶与愚昧。犹太传统高度注重道德建构，在分析“己与人”“善与恶”等伦理命题时，犹太智慧得到了极好的体现与明证。犹太人认为，人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么，人的尊严自然要得以维护，任何人的生命都无比重要。
《塔木德》中有个案例可以作为对希勒尔名言的回应：有两个人同时出游，进入了一个远离人群的干涸地带。其中一个人身上已没有水，另外一个人仅剩下一点点水。这点水如果两个人分着喝，其结果是两人都渴死；如果让一个人喝下，这个人即可活命。按照犹太律法，能保全性命方为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让谁喝水呢？人们该如何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呢？本·派图拉比的裁决是：“拥有水的人应该喝水。”其理由是：一个人没有权利把死亡强加给别人，也同样不可把死亡强加给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一样重要！假如死亡必须由其中一人承受，那还是让每个人所拥有的客观条件来决定，而不是让某个人来做人为的干预与决断。如果把水让给对方，这是轻视自己的生命，同样是亵渎生命的表现，所以仍然是不道德的。
犹太教的智慧是思辨的智慧。它认为善与恶是人类共有的双重属性，凡人都有“恶冲动”和“善冲动”。“恶冲动”是人类受到所禁之事的诱惑一时失去自控而产生的罪恶，如渎神、愤怒、不忠诚、私通、奸诈、懒惰等等；而“善冲动”的含义则是敬神、公义、仁爱、诚实、贞洁、谦卑、勤勉、慷慨等等。善与恶是同时存在的，它是上帝树立的一对伟大的衡量标准。
6、中世纪犹太人最大的苦痛之一来自于基督教会的敌视与迫害。起初，十字军东征是以消灭占领圣地的穆斯林为目的，但是一些贪图犹太人的财产、又被宗教狂热情绪所笼罩的基督教徒突然意识到，“上帝的敌人”——异教徒就在自己的身边，犹太人随即成了替罪羊与牺牲品。
公元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后，就出现了“杀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宣传口号，袭击犹太人的活动在欧洲开展。公元1096年的5月到7月间，仅在莱茵地区，约有1.2万名犹太人被杀。公元1243年，德国发生了第一起有史记载的亵渎圣饼案，许多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亵渎圣饼案在欧洲多个地区都曾上演，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处死。公元1348年，指控犹太人散播黑死病的事件首先在瑞士发生。在严刑逼供之下，犹太人被屈打成招。瑞士当局的判决结果是，7岁以上的犹太人统统处死，7岁以下的犹太儿童改宗并由基督徒抚养。
随后，在西班牙、德国、波兰等地相继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指控，渐渐地全欧洲都掀起了对犹太人的报复行动，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许多犹太社区被夷为平地。公元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一个法令，强迫犹太人住进一个特别区域，从而诞生了“隔都”。继威尼斯之后，隔都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等地陆续建立起来。
7、犹太民族以尊重知识、注重教育而闻名于世。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散性的民族，以《希伯来圣经》《塔木德》等为主线的犹太教育具有很大程度的闭合性，但这却使民族特性得以延续。一旦失去了这种闭合性，犹太民族很可能同其他许许多多被征服的民族一样，走上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道路。长期以来，犹太人把教育作为保全这种闭合性的重要手段。考察一下犹太民族的教育传统就不难发现，以宗教为主的犹太传统知识是犹太教育的核心，这种倾向在近代之前表现得极为突出。正是这种传统教育对延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S.E.弗罗斯特所说的：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一本书（圣经）和一个宗教；在若干世纪中，他们能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成一个群体；他们塑造了一种教育，能把这个传统、这本书和这个宗教传授给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犹太教育形成了适合自身的教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第二，重视学与行的结合。第三，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第四，记忆与思考相结合。第五，正规教育与自教自学相结合。第六，合理的处罚措施是保证教育正常开展的必要条件。
8、犹太人的经商传统源远流长。当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时，迦南文化先进于希伯来文化，许多迦南人是远近闻名的商人，长期在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贩运货物。商人的富足与自由吸引了尚未完全摆脱游牧生活习惯的希伯来人，他们中有许多人便向迦南人学习经商，从事油、香料等手工产品的贸易，并积累了商业活动的最初经验。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犹太人还是以某块固定地域为中心从事贸易活动的话，那么大流散把他们赶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四处流散的生活有利于他们成为国际贸易的从事者。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加洛林帝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身份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的世界，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这时，犹太人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承担起了世界商人的使命。
“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已用希伯来语办理。”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及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中的成功与其商业精神的塑造、传承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金钱的特殊领悟与感知。在犹太人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中从不避讳追逐金钱的好处，认为贫穷绝不是什么美德，拥有财富并不是罪恶。《塔木德》中有许多关于钱的格言警句，如：“身体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钱不是罪恶，不是诅咒，它在祝福着人们。”“拥有很多财产，忧愁可能会增加，但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忧愁更多。”第二，地域分布的离散性与城市化特征，为犹太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地域分布的离散性与城市化特征促使犹太人成为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领导者。由于地域分布的离散性，商业成为最适合犹太人的职业，也只有这一职业才有可能使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某种不利的环境中脱身，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在民族离散的过程中，犹太人常常喜欢立足城市生活。他们往往定居于一些城市或城市附近，积极投身于商品贸易活动。城市化的居住特点又为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氛围与便利条件。第三，欧洲社会的排挤是激发犹太人商业潜能的外界促发力。
中世纪初期，当大批犹太人进入欧洲的时候，当地的商品经济极其微弱，许多人入乡随俗地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基督教会禁止犹太人及其帮工在星期天从事生产劳动，而犹太人在自己的安息日亦不劳作，这样，一周之内不得不停工两天，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再加上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西哥特人统治地区的法律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犹太人渐渐放弃了处境艰难的农业生产而纷纷投入手工业生产领域。与中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上的日耳曼人相比，进入欧洲的犹太人掌握了较高的手工技艺，他们把从亚非等地尤其是从阿拉伯帝国学来的手工业技术带到了欧洲。丝织、刺绣、印染、金银锻造、玻璃工艺等成了他们的传统行业，技艺精湛的犹太工匠深受王公贵族的喜爱。由于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方面的诸多限制，犹太人被迫转向当时遭基督徒鄙视的放债业，“西方国家的教会日益禁止基督教徒放债，于是基督教的欧洲便在这一方面出现了真空，人们只好放任犹太人去填补”。
9、由此可见，正是欧洲社会的排挤态度把犹太人推上了商业之路。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犹太人带来了财富，也为犹太人带来了灾难。当犹太人获得了经济利润之后，他们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欧洲各地的世俗统治者采取种种手段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不仅摊派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财产税、屠宰税、酒税、珠宝税、进口税等等，而且每逢战争、国王加冕或巡守等事件，犹太人还必须交纳“自由乐捐”。除了大肆掠夺他们的财产之外，国王们还往往把犹太人驱赶出境，而一旦经济需要，又再次把他们招回，借此来盘剥犹太人的财产。12——15世纪，西欧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过驱逐犹太人的事件。从1182——1394年，法国曾6次驱逐犹太人。公元1290年，英国颁布法令驱逐犹太人，当犹太人离开英国时，他们的财产几乎全部被国王没收。当统治者出于宗教、政治、经济等目的驱逐或处罚犹太人时，金钱又往往成为犹太人的护身符，金钱被用来贿赂当地的官员以博取宽松的政策和保护。因此有人说：“金钱一直介于生和死之间，它是犹太人幸存的关键。”“我们依靠金钱，因为金钱成了我们唯一可靠之物。”
三、
1、经历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漫长、沉寂的黑暗岁月，启蒙运动把欧洲大陆带入了一个心智洞开的时代，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主张走出束缚犹太人身体与精神的隔都，以火热的激情投身于欧洲大陆的解放运动之中，从内部对犹太思想、犹太文化、犹太宗教进行审视与改革，犹太历史也从此进入了“现代化”时期。然而，现代性对于拥有几千年传统的犹太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积极拥抱现代主义的同时，许多犹太人陷入了通婚与同化的困境，进而丢失了固守许多个世纪的犹太传统，这种身份上的无所适从一直困扰着后解放时代的犹太社会。
2、经过对自身文化的痛苦反思和艰难的思想洗礼之后，务实敏锐的犹太人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文化运动之中，从而掀开了犹太历史的新篇章——启蒙和解放时代。
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摩西·门德尔松是一个指路人和先驱者。身为一个犹太人，门德尔松时刻不忘自己的犹太身份。作为一个从传统犹太家庭出来又接受启蒙理性思想的犹太人，门德尔松自然对犹太教有着独特的感悟，这种复杂矛盾的情感使他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面前为犹太教辩护；另一方面又对犹太教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改造，力图使犹太人走出传统，真正地成为现代的欧洲公民。门德尔松毫不掩饰自己对犹太教信仰的维护，他不止一次地声明：“如果放弃祖先的律法是我们作为平等公民进入欧洲国家的唯一条件的话，那么我们理应放弃这种解放。”然而，在利用理性为犹太教辩护时，门德尔松深刻地感受到犹太教中非理性的成分。传统的犹太教中包含了太多的蒙昧习俗、迷信成分；对犹太教的研究过多地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辨析，而不关注实际的应用，这造成了犹太人的封闭性，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格格不入。
门德尔松积极提倡世俗教育，认为故步自封的犹太传统教育是令人窒息的。门德尔松主张与欧洲文化交流，必须要与非犹太人交往。门德尔松是犹太近代史上最早突破犹太教藩篱并且被非犹太世界接受的第一位思想家，他致力于在意第绪语（中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和德语之间、在隔都与欧洲沙龙之间架起桥梁，被誉为“从隔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第一人”。在门德尔松的推动下，热衷于启蒙运动的犹太人日益增多，掀开了犹太民族现代化的第一页。
3、哈斯卡拉是希伯来语Haskalah的音译（意为“启蒙”），哈斯卡拉运动是指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在中东欧犹太人中间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对理性推崇备至，把启蒙同宗者、传播新思想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去积极推广，这些人被称为“马斯基尔”（意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
为了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使犹太文化成为一个可塑性强、适应力强的文化，马斯基尔们不断地呐喊，来唤醒自己的同胞们，抓住机遇，寻找出一条民族振兴之路。在哈斯卡拉运动中教育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地改变人的思想，彻底地改变犹太人的地位。这一时期，一系列旨在推广世俗文化的技术学校、医药学校等相继建立。许多著作相继出版，批判传统教育对青少年的禁锢和危害，号召青年人不仅要学习《托拉》，还要学习外语及各类世俗文化。为了改变犹太传统生活方式，马斯基尔积极推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犹太青年刮去了胡须，脱去了长袍，说起了多种欧洲语言，并极力反对早婚制；一些犹太人子女就读于职业学校，有的还上了大学，成为“欧洲化”的知识分子；有的家庭主妇穿上了时髦的现代服饰，掌握了各种欧洲礼仪，出入于社交场所。哈斯卡拉作为一场理性主义运动，对犹太民族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颗明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之光。一些马斯基尔认为已经找到了犹太民族的解放之路，即引导自己的同胞放下沉重的传统和包袱，轻装步入现代化之列。一些热血青年自称是“新文化的见证人”“新时代的迎接者”。尽管哈斯卡拉运动在解放思想、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方面确实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也留下了消极、负面的影响，致使许多犹太人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全然放弃了犹太教。哈斯卡拉的发起者本意并非要放弃民族的传统，也无心瓦解宗教虔诚，大多数马斯基尔一直主张打破隔都与外界的障碍，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于一体，最终建立起新的犹太民族文化。
早期的马斯基尔是全然遵守礼仪的犹太人，但到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憎恨并以自己的犹太身份为耻，从而认同了基督教。门德尔松或许预感到解放后的犹太人可能会完全抛弃传统，故而强调：你们要双手托起两个太阳，肩负起世俗文化和犹太文化两项重任，遵从所在国家的法律，但同时坚定地维护父辈的宗教，尽你所能地挑起这副担子。然而，门德尔松及其追随者们义无反顾地把犹太人领出了隔都，却没有给犹太人指明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因此这些人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面对这一困境，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基督教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4、 在当时，无论中欧还是西欧，改宗的犹太人比比皆是。犹太民族作为“现代性的迟来者”，面对现代化这样一张疑惑丛生的试卷，难免步履沉重。马斯基尔们虽没能实现民族文化的新生，但是毕竟引导着犹太同胞朝着现代社会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无论这一步换回的是成功还是教训，对后世的犹太思想及犹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5、启蒙运动对欧洲传统特权堡垒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理性、平等、人本主义等一时间成为非常时髦的词汇。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批判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偏激态度，呼吁改善犹太人的命运。真正让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权运动，它所标榜的是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以“人生而自由，并享有平等权利”为主旨的《人权宣言》。此后，国民议会通过一系列法令使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
6、因此，法国大革命对于改变犹太人长期以来受歧视的地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4万名法国犹太人在看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机遇后，便积极地投入到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之中。犹太人积极向国民议会提出公民权申诉，在多姆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多方支持与努力下，国民议会最终在1791年9月27日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废除以前法律条文中对犹太人的限制，他们将作为公民而宣誓。
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犹太人公民权的获得大大推进了欧洲犹太人解放的进程，拿破仑的扩张又强制性地推动了革命成果的对外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的解放。随着趾高气扬的法国军队开进一个个欧洲城市，隔都的壁垒纷纷倒塌。拿破仑的态度大大促进了欧洲犹太人的解放进程，但是也不难看出，拿破仑对犹太人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叱咤风云的人物确实想把法国革命所弘扬的平等原则施惠到犹太人身上；但另一方面，拿破仑的个人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千方百计控制、限制犹太人，并利用犹太人问题在当时欧洲所表现出的“国际性”特征，来显示自己的影响力。
7、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宣告了其政治生涯的结束，也标志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政治倒退的时期，反动势力纷纷复辟。“犹太人的解放”与“民主”“自由”“立宪政府”一样被保守主义者列为颠覆性的概念而加以批判。整个欧洲除了荷兰犹太人还保持着不久前获得的法律地位之外，各地的犹太人都相继失去了公民权，隔都的大门又被重新树立起来。
然而，不管反动势力如何来势凶猛，也无法使犹太人完全重返隔都，回到中世纪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1848年，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其主旋律仍然是启蒙思想及《人权宣言》所奠定的社会理想。这场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能推翻封建统治，但使更多的人接受了启蒙与改革的思想。1848年革命对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它波及整个欧洲，受其影响的犹太人达140万，接近当时世界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从1789年至1848年这60年间，新旧势力虽反复较量，但欧洲社会仍朝着统一、民主、开明的方向迈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犹太人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接连取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
8、在启蒙时代，许多犹太人（主要是处于上层社会的犹太人）满怀浪漫主义的激情，急于寻求解放，在思想观念上快速地西化，迫不及待地与主流社会相融合；但西方主流社会长期受反犹观念的影响，并不乐于接纳这些犹太人，从而导致他们在“希望与失望的两极”之间徘徊，迷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身陷两难的困境之中，被称为“迷途的羔羊”。为了摆脱堕落和可恶的骂名，许多犹太人选择了改宗，可改宗者很快便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普爱之光不会平等地沐浴他们，进退两难才是他们真实的处境：如果犹太人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就会被视为一个异己分子；当他们改宗时，却又无法被傲慢的主流社会所接受。无所适从的痛苦笼罩着许多改宗者。这种苦痛提醒着人们：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一味地追逐西方而失去了独立的自我，即便在表面上能置身于“摩登”之中，但内在的失落与缺憾却始终是无法消除的。
9、在启蒙与解放的大潮面前，犹太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由于犹太教烦琐的宗教礼仪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自己的宗教。在外部现代化的冲击、内部哈斯卡拉的推动之下，19世纪初，犹太教开始了改革运动，企图通过对犹太教进行自我调整来应对信仰危机。与哈斯卡拉一样，犹太教改革运动也兴起于德国。当时德国的犹太人口并不多，大约有40万，但却是受现代化影响最大的犹太社群，他们长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当浓厚的民族传统在遭遇相对强烈的现代潮流之后，表现出了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但改革运动并不是被动地妥协，而是自身积极主动地调整，通过对宗教礼仪和传统习俗的改革，有效地阻止犹太人抛弃传统走向同化的浪潮，使那些“迷途的羔羊”重返犹太教的怀抱之中。
10、亚伯拉罕·盖革是犹太教改革派非常著名的思想领袖。他的改革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犹太教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宗教礼仪应随着现代主义精神而作相应的调整。第二，否认犹太教中的民族特征，力图使犹太教成为一种普世主义宗教。第三，通过对犹太教的历史考察，分析宗教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盖革主张重筑犹太教，使之适合现代主义与时代精神，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肇始于德国的犹太教改革运动，他因此成为改革派的先驱人物。德国犹太教改革是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各地的改革团体各行其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纲领及行动指南。改革运动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已呈现衰败之势，究其原因，除了内部不统一、缺乏凝聚力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首先，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反动势力复辟，欧洲出现政治倒退，这一现象对改革派打击很大，许多人认识到他们曾极为推崇的“来自内部的改革”并不足以改变犹太人的处境，通过政治斗争争取公民权才是当务之急。
其次，德国的改革派团体多为不受社区资助的私人组织，在传统势力的强烈影响下，普鲁士政府一直对改革派采取限制与反对政策，甚至下令禁止任何背离犹太传统的宗教团体活动。与此同时，许多改革派领导人随着移民潮移居美国，寻找更为自由的天地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这些因素导致了德国改革运动走向衰落。从整体上看，德国的犹太教改革还处于比较温和的“美学意义上的礼仪改革”，其深刻性无法与后来的美国改革派运动相比。但正是这种“温和性”为德国改革派赢得了群众。德国犹太教改革派在现代犹太教的形成及犹太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领路人及推动者的作用，它不仅为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而且也促成了其他宗教与思想派别的形成。它的产生标志着传统犹太教在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波下走向分裂，也象征着犹太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生。
他们的“超前”优势在于作为犹太人他们生息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界线上。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斑斓的相互沟通、相互滋养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各自国家的边缘、隐蔽处或偏僻角落。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又超然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犹太人创造了超乎社会之上、超乎其国家之上、超乎其时代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们的精神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遨游向遥远的未来。
四、
1、19世纪中叶以来，犹太人在寻求解放的旅程中跋涉了很久，尽管他们的传统职业及社团机构已经分化，在语言、服饰及观念上与主体民族的差异越来越小，但传统的反犹观念依然存在，它以阻碍犹太人进入主流社会为主要目的。崇尚自由、平等的犹太启蒙者一直对人类的进步怀有高度的自信，他们认为科学与理性的发展终将荡涤一切反犹情绪。但随着突如其来的反犹狂潮在欧洲大陆不断上演，许多犹太人彻底失望，最终选择到遥远的美国去发展。一踏上美洲大陆，犹太人立刻意识到他们常年固守的种种礼仪及行为规范在新大陆“不合时宜”。他们在入乡随俗的过程中，逐渐淡漠了自己的传统。先期而来的德国犹太移民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来者要丢弃旧世界的传统习惯，使自己脱胎换骨变成美国人。这里确实需要知识与学问，但人们学习的首要动机已变成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次才是精神的升华或灵魂的净化。造成犹太人思想裂变的因素是多种的，一方面美国都市的种种浮华、铺张的生活气氛对犹太传统生活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犹太传统道德标准和文化支柱在新世界并没有牢固扎根；此外，大多数出来做工的犹太人，被迫忍受残酷的剥削和高强度的工作，这让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几种因素交织混杂在一起，对犹太传统生活和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2、“有时违背部分律法乃是为了保护整个律法。”为满足多元社会中现代人的不同需求，美国犹太教也走向了分化，出现了四大派系——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重建派。移民美国的欧洲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已深受犹太启蒙与改革思想的影响，对自由、世俗的生活方式十分向往，特别是面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大环境，改革犹太教的意识非常强烈。在美国，即使是正统派、保守派，也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世俗化、现代化的烙印。相比之下，改革派与重建派显得更为活跃，他们积极用现代性因素来梳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建构自身。
3、美国犹太人的心态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要对传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在文化适应上改革派和重建派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两派也被视为是犹太教在美国文化中的新生。美国犹太教的改革先驱大多是德国移民，也可以说美国改革派是德国改革派的延伸。
4、改革派主张丢弃一些不合时宜的生活习惯，淡化宗教色彩，不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这些激进的主张明显带有反传统主义、反民族主义的倾向，标志着犹太教改革派与传统主义的决裂，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一直代表了美国改革派的主流思想。到20世纪前后，随着犹太人特别是欧洲犹太人生存环境的变化，一些新的危机随之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反犹主义的威胁。当外部的反犹势头愈加高涨时，犹太人内部的复国思潮也在快速发展。
1937年，美国改革派拉比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召开会议，以101比9的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著名的《哥伦布纲领》，标志着改革派立场的转变。与《匹兹堡纲领》相比，《哥伦布纲领》主要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和传统习俗上面做出了重大改变。《哥伦布纲领》第5条指出：巴勒斯坦“不仅是受迫害的犹太难民的避难所，而且是犹太文化及精神生活的中心”，并号召世界犹太人以支持、援助的积极态度，“建设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改革派对待传统宗教礼仪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广大的东欧移民虽然认同改革，但在心理上并不能完全承受对传统礼仪的放弃。在他们看来，没有礼仪的宗教是空洞无物的。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需要宗教礼仪，礼仪给宗教赋予色彩，并使之更加充满活力。随着东欧犹太移民成员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他们成功地将许许多多习俗引进改革派宗教仪式中。为了适应这些人的心态，《哥伦布纲领》又转向肯定传统的宗教仪式：犹太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加上其道德及精神需求，要求人们守安息日、各种节日和圣日，像珍藏神灵的启示一样保留和发展相应的习俗、信条和仪式，开发新颖的宗教艺术和音乐形式，在宗教礼拜和布道时兼用希伯来语和本国语。正是由于及时转变了策略，改革派赢得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其影响力很快超出了美国、加拿大，延伸到世界各地。
而重建派的开普兰主张，流散中的犹太人都应忠诚于所在国，但要在精神和宗教上认同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要关注全世界犹太人的命运，支持巴勒斯坦这个犹太民族精神家园的发展，因为这是犹太文化的根源和再生发展之地。开普兰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扩大了犹太教的思想基础，把犹太教中长期存在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犹太教及整个犹太文化与现代主义的撞击、角逐及兼容过程中，开普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理论协调了犹太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既是犹太文化美国化、现代化的结晶，又反过来大大推进了犹太文化的世俗化、民主化进程。重建派推进了犹太教与现代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及科学理性的结合，也推进了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沟通与兼容，所以重建派被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教”，与其他教派相比，更具有时代精神与现代风格。
开普兰的重建主义思想大大丰富、发展了犹太教理论，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目前属于重建派犹太教的人数仍然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建派的理论过于世俗化，对仍然需要宗教慰藉的现代犹太人来说激不起崇拜及圣化的热情，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虽然可以满足一些知识分子的哲学疑惑，但对普通民众却没有很大的感召力。
进入20世纪后，大多数犹太人逐渐地适应了美国社会，同化的步伐更是大大加快。许多犹太会堂的礼仪已经非常的世俗化，英语布道也非常普遍，会堂逐渐由宗教场所变为了社会、道德教育场地。由于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到20年代，意第绪语的出版物减少了一半，一些意第绪语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剧院等也倍受冷落。犹太人融入美国的过程就是同化于美国文化的过程，也是许多犹太人丧失民族认同感的过程，即由原来的美国犹太人转变为犹裔美国人。美国犹太人的同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宗教意识的淡化和异族通婚的加剧。与外族通婚向来被认为是犹太社会最大的威胁，凡与外族通婚者不在犹太会堂举行婚礼，拉比对新婚夫妇就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指导权，其子女所接受的犹太传统教育及熏染也就极为有限。一些犹太人士指出，这些与外族通婚的人除了还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之外，正在一步步地失去文化与宗教特征。不少美国犹太人如同行走在有去无回的单行道上，离自身的宗教传统与民族归属渐行渐远。然而，乐观主义者却认为，认同与同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美国犹太人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他们一方面渴望遵循美国标准而成为美国人；另一方面又担心个性的消失，而这也是美国所有少数族群共同的境遇。上自希腊罗马，下抵今日的欧洲，犹太人始终都在主流文化与民族认同之间寻找折中与妥协，美国犹太社团在其300多年存在历程中，创造了犹太人散居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它在美国的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与自身人口不成比例的独特贡献。尽管做一个完整的犹太人还是一个完整的美国人有时候会导致一种迷茫与困顿的心理，但他们也会因这种共同的情感而团结、而凝聚、而激发创造力。
五、
1、古往今来，犹太人受到迫害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把反犹主义发挥到极致的乃属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在“种族优越论”“生存空间论”的喧嚣声中，无数冤魂飘荡在“卐”字旗之下。
长期以来，希特勒的反犹动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综合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种族主义的世界观。20世纪前后的现代反犹主义与历史上的宗教反犹主义、经济反犹主义相比，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种族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密切的联系，认为只有优等民族才能对历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劣等民族则是社会的寄生虫。为了让社会文明更快发展，需要逐步减少劣等民族的数量，清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犹太民族被定义为“欧洲社会最大的毒瘤”。尽管种族主义在欧洲多国都有市场，但在德国最为嚣张。
2、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为种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德国种族主义的发展对社会民众心理、舆论导向，特别是国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让与世界为敌的德国以失败而收场，帝国的荣耀一夜间灰飞烟灭，德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无序状态。是什么让最初的胜利转为最终的失败？是谁在前线士兵背后放黑枪？巨大的仇恨该往哪里宣泄？德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德国一些狂热的政客、军人和民众认为，战败是因为犹太投机分子和在犹太人中占相当比例的社会左派人士从中捣鬼造成的，是他们在前线士兵“背后捅刀子”。有人指责是国际犹太社团发动了战争，并从中牟取暴利，从而达到犹太人控制世界的目的；也有人说德国左派人士是犹太人的代言人，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就是犹太人起草的。甚至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有传言说要对贪生怕死、不积极参战的犹太人进行清算。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人成为替罪羊，种族反犹主义最终扭曲了这个具有理性传统的文明国度，驱逐犹太人、杀死犹太人的口号不绝于耳。
3、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希特勒年轻时就广泛地涉猎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科技果实，几乎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产物。”在书中，希特勒大骂犹太人是一个劣等民族，如同一种病毒，正在侵蚀着德国这个肌体。雅利安人是人类进化的顶点，是最先进的民族，雅利安人必将统治世界，雅利安人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人，为了保证这个民族的纯洁性，防止优良的血统被感染，必须要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甚至是地球上清理干净。一直对犹太人怀有恶感的希特勒把犹太人当成了转移矛盾的靶子，把种族反犹主义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在1930年3月举行的德国国会上，纳粹党议员就提出一项以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混居为目的的立法。纳粹党正是在“解决犹太人问题”、纯洁民族血统的宣传中夺得了政权并稳固了基础。第二，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利用犹太问题的国际性来制造影响。在希特勒发迹的时代，“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恐惧症在欧洲有很大的市场。众所周知，20世纪初期，许多犹太人热衷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在俄国，沙皇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犹太人不能在政府机关工作，所允许从事的职业与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严格限制，低下的地位使他们急于改变现状，也易于接受激进思想。他们许多人崇尚马克思主义，较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8月13日，在霍夫布劳斯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公开攻击犹太人的“国际阴谋”，强调纳粹的反犹目标不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这表明希特勒的反犹外交理念正在形成。
4、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随着反犹运动的步步升级，犹太人问题已由内政问题变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希特勒宣称，犹太人问题已经成为“划分朋友或敌人、潜在的同盟或对手的标准”，德国制定外交政策必须考虑这一“标尺”。在这一外交背景下，希特勒以“防止欧洲出现第二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基地”为理由，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帮助佛朗哥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他还向欧洲卫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反犹问题上与德国采取一致行动。第三，把犹太人视为外来资本家的代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为发动战争做准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有不可忽视的经济目的，即通过排挤犹太人来迎合德国本土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以“雅利安化”为幌子，把犹太人的财产窃取到德国政府与德国资本家手中。
5、第四，希特勒的反犹还有着明显的个人因素。年轻时的希特勒曾流浪于维也纳街头，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术青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相反，当他看到犹太富人招摇过市、得意忘形时，内心中难免充满了失落与愤怒，这些都让他对犹太人的憎恨之情逐渐升级。希特勒性格执拗、狂暴，他认为自己早年的落魄经历是所有德国人生活的缩影，上帝的宠儿雅利安人不能再忍受犹太人的压迫，卑鄙狡诈的犹太人正在腐蚀这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消灭他们才能让这个社会干净、纯洁起来。
6、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反犹立法——《恢复公职人员法》——颁布。1935年，希特勒9月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反犹立法——《纽伦堡法案》。受《纽伦堡法案》的影响，1938年底，纳粹政府取消了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后来又强令犹太人佩带黄色大卫星标记。从1939年1月1日起，犹太牙医、兽医、药剂师的执业许可证均被吊销。1938年10月，大约有1.7万名犹太人被德国强行驱逐到波兰。1939——1941年，纳粹德国采取了以驱逐为主的反犹政策。随着纳粹战争机器的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也由德国本土扩大到所有被占领国的土地上。
7、集中营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3——1936年，主要是对付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政治反对派，以稳巩纳粹党的地位；1936——1941年，集中营主要围绕着德国的战争机器而运转，集中营里的犯人在德国的战争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42——1945年，集中营除了补充德国劳动力需求之外，成为完成德国种族计划的主要工具，死亡营成为实施“最后解决”政策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死亡营中，比较著名的有：切尔诺、索比堡、贝尔塞克、特来布林卡、麦达内克与奥斯威辛。这些死亡营主要设在波兰，知情者寥寥无几。死亡营四周有几公里宽的不毛之地与外界完全隔绝，死亡营的界口上还挂着“严禁入内，违者格杀勿论”的招牌。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屠杀中心被笼统地称为“东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6个集中营屠杀的人数大约在320万到476万之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奥斯威辛所创造的一天毒死6000人的最高纪录和超过100万人在这里被屠杀的恐怖事实。“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1945年，由于行凶者的狡诈和系统周密的组织，许多文件和证据都被销毁了，究竟杀害了多少犹太人，这个数字存有争议，一般认为在600万左右；
8、大屠杀期间，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束手待毙、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的抗争。犹太人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抵抗采取了多种形式，有武装斗争，如集中营起义、游击战争；也有地下斗争，包括从死亡营逃跑、为集中营偷运武器及食物、制作假证件、用废纸片记录纳粹的残忍暴行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抵抗运动相比，犹太人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劣，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尽管如此，许多地区的犹太人都进行了抵抗运动。在众多的泣血斗争当中，华沙犹太隔都的抵抗运动最为激烈。1940年，党卫军将40万犹太人围困在华沙犹太隔都里，仅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就有30万犹太人被清走，大多数被运到特雷布林卡的灭绝营。1943年1月，希姆莱视察华沙时，犹太区仅剩下6万人。希姆莱下令将这6万人尽早“安置”，犹太区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即使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隔离区内的犹太人依然没有忘记民族传统，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犹太经典。在犹太区，每栋房子都是抵抗的要塞，每一房间都是堡垒，抵抗者从窗户往外扔炸弹……抵抗者通过阁楼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重新占领被德国匪帮蹂躏过的地方，凶手们用火焰喷射器放火烧房。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抵抗十分恼火，决心摧毁犹太区。4月19日，党卫军的头目雨尔根·施特鲁普，这个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指挥坦克、大炮和爆破队对仅剩下900多米长270多米宽的犹太区发起了猛攻，战斗持续了28天。5月16日，施特鲁普向总部汇报战功：华沙的犹太区已经不复存在，20时15分，炸毁了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的行动至此结束。总共处置了56065名犹太人。
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政府在当年的犹太区废墟上建立了“1943年华沙犹太隔都起义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是青铜雕像，象征着“战斗的犹太隔都”，背面是大理石雕像——“向死亡进军！”以此来唤起人们对犹太英雄的怀念与敬佩，以告示世人：犹太勇士们将含有耻辱内涵的“犹太隔都”一词变成了光荣和荣耀的代名词。
10、大屠杀后，许多正统派人士用“上帝特征的藏匿”来解释大屠杀，上帝的藏匿是上帝对犹太教信仰者的一种挑战，是对犹太人的考验。马丁·布伯是现代犹太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认为，当上帝沉默的时候，人们不是要否定上帝，而是要意识到这是上帝的沉默，在变化中上帝会重新显现。
大屠杀不仅促使了犹太人的神学反思，也促使了基督教世界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反思。大屠杀的消息已广泛传播之时，基督教世界的总体反应仍然是“温和的、模糊的，并且是迟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屠杀真相的进一步披露，越来越多的人被血腥的事实所震撼。基督教社会与反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些基督徒开始从历史的视角对大屠杀进行全新的、持续的反思，呼吁基督教徒走出狭隘的自我主义，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改变对犹太人的偏见，以宽容与友善之心去接纳他们。
神学反思推动了两教关系的和解和对话，基督教方面先后发布了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一起构成上帝的选民，耶稣是犹太人、由犹太母亲所生等言论。尤其是梵蒂冈于1962——1965年间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更是成为两教关系走向和解的重大转折点。会议发表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号召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开展“兄弟般的对话”。
该宣言强调反犹主义和迫害犹太人是有罪的，认为两教拥有共同的精神遗产和宗教纽带，承认上帝与犹太人所立圣约仍然有效，承认了耶稣及其门徒都是犹太人，并解除了犹太人是基督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