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夕，记者赴京看望了建军八十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剑之颂》首发式上结识的老红军、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
经原红四方面军一位老红军后代熊大姐的热心带路，我和原新华社记者、现《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郑方晴主任、北京国兴前瞻总经理张应国先生一行四人前去拜访将军。经和秘书警卫联系，得知将军上午刚参加完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项活动，下午五时，记者来到了经常回家路过的空军大院里，后面树木繁茂，绿草茵茵的一个大院里。九十多岁银须白发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幽默风趣地说：“老乡见老乡，心里喜洋洋；老乡见老乡，革命斗志扬；老乡见老乡，来了有酒喝”。
当我把朔州书法家丰纪山同志草书：鹰击长空赠送给将军，并祝他长寿时，时，王将军连说“谢谢、谢谢”，并和我合影留念。当得知我们四人不是来自四川巴中革命老区，就是在四川有许多直系亲戚时。
王老向我们讲述他的革命传奇：
参加红军救民水火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将军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他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曾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而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
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王定烈听得入神，就躺在母亲怀抱里甜甜地睡去，王定烈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的眼窝里闪动着泪花，已经六岁的王定烈从母亲的眼晴里似乎感到了她内心的愁苦。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因无经费办高小班，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
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党组织就领导着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来到王定烈的家乡。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盛传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10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长征途中重病缠身是对党的信仰坚持走下来
1936年的7月，18岁的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不得不再次沿着头年走过的路线再过一次草地。
在草地上行走，就像走在充满水的海绵上，脚下不时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稍一失足，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大家每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每走一步，都要先用棍子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隔上一段距离，就插上一根小木棒作路标。红军就成了这么一条“长线”，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跋涉行进。
进入草地的第3天，面黄肌瘦的王定烈突然发起“羊毛疔”（急性胃炎），痛得他浑身大汗。他一面捂着肚子，一面前进。他知道，绝对不能掉队，否则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草原上缺医少药，王定烈在痛苦中煎熬着。一天他突然想起在老家时母亲给哥哥治“羊毛疔”的土法子。于是他坐在草地上，从软帽上取下别着的针，想着母亲当时的办法，把胸口处的皮挑破，将一根线绳般粗的筋挑出来，咬牙使劲挤出紫黑色的血。虽然他痛得差一点晕了过去，但很神奇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
谁知祸不单行，王定烈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两夜，一直发着高烧，人事不省。团长郭锡山把王定烈绑在马背上的绳子割断了。他昏倒在荒野之上。这时，幸好团政委万汉江赶来，才把王定烈从荒野上救了回来。
如果没有万汉江政委，也许……王定烈回忆说，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浴血西域身负重伤是信仰和力量使他回到延安
1936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目标是“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此时王定烈的身体已经恢复，他也被编入红30军268团5连。
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右翼高地，向5连猛烈射击。连队官兵死伤大半。王定烈和其他剩下的战士还在顽强战斗。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七八个马家军骑兵操着马刀冲上来，距他只有10多米了，刀尖仿佛能戳到鼻梁。战士们调过枪口，用仅剩的弹药向冲过来的敌骑射击，解救了王定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旷野里几声狼嚎。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爬，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朝山下爬去。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
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
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
“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过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1处刀伤，有4处伤口都化了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多次昏迷，几次险些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
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老天也仿佛垂青英雄，王定烈居然又一次挺了过来。1937年9月王定烈终于又回到延安。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文革”岁月关押劳改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未变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此时的王定烈将军已是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位负责人突然宣布，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6月6日下午，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斗争王定烈三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五条“罪状”。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然后，宣布为“三反分子”，交给司令部专案组负责。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待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待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王定烈在检讨书上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
专案组负责人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他咄咄逼人。“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三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直到1968年12月30日，调王定烈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那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也不明不白地飞掉了。
离职以后心系老区热心公益活动
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
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对于已是烈士暮年的王定烈依然心有所想，盼望为国为民奉献自已的余生。王定烈作为一个贫苦的孩子，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王定烈将军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有生之年能为老区人民办几件实事，正是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共同的心愿。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将军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予。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含着老区人民无畏的奉献。“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将军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农村调研考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90岁的王定烈老人身体十分健康，耳不聋，眼不花，钟情于书法，有时有人求字，他慷慨赠与。他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家里来客，有时临近吃饭时，他让厨师准备忆苦思甜饭，让年轻一代牢记艰难困苦的岁月。没次参加完各种活动，他将胸花别在客厅挂毯上留做纪念。
［人物简介］王定烈，1918年11月生，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导弹学校校长，军委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主编《巴蜀将帅》，著有《地狱归来》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