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制造》是一本由[英]埃德蒙·戈登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卡特制造》读后感(一)：与文学评论融合的传记
传记这种东西，写得好和写得不好阅读体验差太多了。当然这本《卡特制造》是一本写得非常好的传记作品。
安吉拉·卡特的书对于我来说不算是最爱，还好在阅读这本传记之前也多少读过几本，不至于全程局外人。虽然说作为一本优秀的传记，这本《卡特制造》并不需要对卡特的作品完全熟知，但第二章就出现的对《魔幻玩具铺》的解读还是觉得——好在之前读过！加之后面又提到，这本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了再读一遍的想法。这本传记的优秀之一，就是借助卡特的经历将作品进行剖析，可以说是传记与文学评论结合的一种方式。尤其是读到卡特在日本的时候，立刻把《一份日本的纪念》等三篇小说找出来再读一遍。再比如第八章，《爱》是之前读过但不能说喜欢的一本，也借本章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与感受。
女巫气质的内封事实上，关于卡特其人的兴趣并不及对这本书本身的兴趣浓厚，毕竟这是一本从名字到封面就足够吸引人的书。不过读过此书后，对卡特的作品倒是有了更多的兴趣。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卡特也经历着各种思想浪潮的影响，对于这类思想也能从书中得知一二。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虽然读的不全，但卡特作品的细节也随着评论与解读在脑中重现。无论是准备从现在开始读卡特，还是已经是卡特的读者，这本书都是非常必要一并阅读的作品。
《卡特制造》读后感(二)：安吉拉•卡特：在“小红帽”与“女巫”之间
文字稿审核出不来，截图试下：
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还得140字
《卡特制造》读后感(三)：安吉拉·卡特：不想当演员的女巫不是好作家
但压抑并不只会产生严苛之美。在一切井井有条的缝隙中，猛兽般的激情蓬勃生长。——《一份日本的纪念》这本《卡特制造》啊，让我第一次很真实地感觉到阅读传记的意义何在。
外封太好看了！！举个例子。
安吉拉写下上面这句话时，在想些什么呢？
这句话出现在她《烟火》这个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一份日本的纪念》之中。
文章中安吉拉正讲到自己所感受到的日本的文明与社会对人天性的压抑，而她认为人的激情是并不会就此止息的。
在我最初读到的时候，我认同这句话，可同时我感到一点点索然无味。
不是说无聊，也不是说没趣，只是这话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显得太自然，太普通，太理所当然，只是一段文字，仿佛是流水一样流过去了，没有激起什么浪花。然后回过头看整个故事，这故事也显得那样索然无味起来——哇，这个故事也太不安吉拉·卡特了吧！
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
而在我读完这本传记之后，我才明白，这原来是最“安吉拉·卡特”的一个故事。因为这是她写下的最接近日记的一个故事了——故事里甚至没有出现一个名字，只有一个“我”，和一个“他”。
原来那时的她正沉浸在自由与爱情当中，仿佛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那时的她，挣脱了过去，站在现在憧憬着未来，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原来，她说得好对。
一下子，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莫名地好像是她在讲述自己的生平——备受压抑，却从未停止寻觅缝隙，然后使激情满溢。
。
我一直以为安吉拉·卡特是个很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她就像是海伦娜在《大鱼》里饰演的那个女巫，大部分人也同样，都喜欢称她为女巫——有些古怪，有些吓人，可是却拥有别人没有的一整个世界的暗黑奇思妙想。就像她自己在《爱上低音大提琴的男人》中开篇就声明的那样：“据说，艺术家都有点疯。”当然了，我是用完全褒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疯癫”。
可是，我却偏偏忽略了这紧跟着的下一句——“这种疯癫多少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话，让艺术创造者的小圈圈与凡夫俗子保持距离。”
我是真的没想到，安吉拉·卡特比我以为的还要酷，也没想到，这句我本以为是随口调侃的戏谑之语，却是卡特自己的生活方式。
原来，一直以来，卡特她不是女巫，她只是扮演女巫的“海伦娜”。
她是个作家，是个优秀的作家。而在此之前，她是个演员，是个优秀的演员。
。
人总要弄清楚“我”是谁。
有的幸运儿很早就弄清楚了这件事，早早成为自己，然后完善自己；有的倒霉蛋，比如姬无命，甚至死在这个问题上。而大部分人，大概需要花上不短的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再花上更长的一段时间解答自己。
安吉拉给自己这样一个答案：“一个人的个性并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旁观者眼中的构思。”
跟其他所有追求“自我”的人都不相同，在大家都把他人当“地狱”，把世俗的眼光当作对真我的压制，努力想要挣脱束缚，解放天性的时候，安吉拉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人是互相构建的，就是说，“我”原本就不是独立与人群单独存在的。
甚至“我”的面貌，是人群赋予的。
举例来说。
你在独处时是看不见也找不到自己的。当我们回答我是谁的时候，往往都需要一个对象，一个旁人或旁物来协助——我是x的孩子、我是x的父母、我是x的学生、我是x的员工等等等等，这就是所谓的面貌由人群赋予。
有一个很流行的思考方式是说，在xxx的我不是真正的我，平实我不是这个样子。好比，在老师面前的我不是真正的我，我平常不是那么小心翼翼的；在情人面前穷矫情的我不是真正的我，我平常不是那么作的；在网络上重拳出击的我不是真正的我，我平常是很唯唯诺诺的（误）……总而言之突出一个真正的我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哪，其他时候的我都是假我。
所谓人生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误），大家仿佛都习惯于调侃甚至唾弃自己与旁人的多副面孔，创造出诸如“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之类的片儿汤话来表达自己对这种现状分明不甘却又难以逃离的境况。
而安吉拉用了一种很敬业的态度生活着。
她不回避扮演另外一个或者多个模样。
非但不回避，甚至很热衷。
她很自然地扮演刻薄与温柔；扮演博学与可笑；扮演高雅与粗俗；她很自如地在交流中夸大事实或者干脆隐瞒事实；她很自觉地沉溺在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并且把想象中的认知郑重其事地告诉别人。
这是在说谎么？
或许吧。
可是安吉拉很清楚，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希望别人认同的是什么——我想到了一个有些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真实的历史中，岳飞是如何的傲慢无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史的人希望后人认同忠诚。
当人们将表演型人格判定为一种缺点时，安吉拉认真地开始自己的表演。
奇妙的是，对她来说，一切似乎都演着演着，就成真了。
。
传记的意义何在呢？
我认为传记的意义在于将一个扁平的姓名最大限度地延展甚至立体化成一个人。
想要达到这个“以人为本”的目的，传记写起来就很考较作者。真实与详实自然不必说，最难的其实是客观与全面。
拿安吉拉来说，她“女巫”与“女权主义”的这两个名头实在太响，想要绕开这两个话题就有些困难。但这本真的让我觉得很舒服，纵然是写卡特的一生，作者却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将女巫与女权设定为结局，反而是使它们成为了结果，就是说，对于安吉拉的一生的成长经历，作者更关注种种原因而非成就与意义，因而不是密集地堆砌罗列她的生平，而是认真却极力客观地去追溯她的一路走来。
写她的爱与憎，激情与冷漠。
我读时，甚至很多次忘记了我本来是在读一本传记，恍恍惚惚地，感觉自己是在读一本小说——这个故事过分精彩，而这个女主人公那样陌生却吸引人。
我不认识安吉拉·卡特了。
我认识了安吉拉·卡特。
TW感恩南京大学出版社，印象里所有的安吉拉·卡特的书，都是南大出版社引进国内的，连这本传记也是。
翻译很良心，读下来很顺，很舒服。
更重要的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们把安吉拉带给我。
《卡特制造》读后感(四)：“你TM能信？”：评《卡特制造》
安吉拉·卡特的第一本传记由一位算起来还年轻的作者写就——埃德蒙·戈登完成这本书的时候34岁。据他自己所写，他研究准备写作这本书用了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从29 岁开始就在调查研究安吉拉·卡特的生平。
《卡特制造》作者：埃德蒙·戈登安吉拉在他这段年纪写出了《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染血之室》、《烟火》、《萨德式女人》等作品，恰好是写作欲望最鼎盛的的时期。也是在这几年，她旅居日本，结识了荒木创造，陷入爱河。在东京战后奢靡空虚颇具赛博朋克味道的环境里体验生活。经历了各种露水情缘、堕胎（与读者想象的不同，卡特在思想上看似超前，但堕胎一事在道德感所制造的类似生理性的恐怖依然折磨着她）、与保罗·卡特离婚（至死都保留着来自保罗的夫姓，这个行为非常不像安吉拉）、与小她十几岁的韩国少年高陷入爱河，离开了高后又再次勾引他（安吉拉去世前一年，高在东京跳楼自尽，未留下只言片语）。即便用大众对艺术家的偏见来看安吉拉这段时间的经历，也未免有些浮躁夸张。而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所展现出的背叛一切的风格，即便到现在也令人在惊叹之余目眩神迷。
安吉拉卡特很容易吸引少年人——叛逆、性解放、各种禁忌话题和性别战争，当然她远不止于此。她的叛逆是从世界内部将其翻转，尝试完全相反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她挑衅男权与威权，藐视一切，但她也心甘情愿（经历了抗争后的妥协展现了更伟大的勇气）败给死亡和被忽视，我宁愿相信她无奈的妥协下是藐视。她的语言华美到难以置信，作品中充斥着人性里最丑恶又最勾引人的元素。她的作品本质上却是严肃而政治化的：越是道貌岸然伪善横行，她作品里的讽刺就越刺眼。
欧美文学充斥着无聊的中产白人故事，姑且美其名曰现实主义。提起严肃文学作品，少有读者会将其与幻想联系起来。无论是上世纪前半页的科幻黄金时代还是下半页的拉美文学爆炸，似乎都未能在人们潜意识中留下幻想的底色。相较于魔幻现实主义，卡特的作品走得更远。她不断地否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口头上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脱离了拉丁美洲便毫无意义”，虽然传记作者戈登认为这是她对自己作品的掩护——不可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卡特的影响——但卡特所创造的文体的确难以用任何风格框架。她对民间故事的偏爱、对各种幻想文类的探索、以及她非刻意的反经典审美意图，结合她本身诗性的才华和对英语语言极其敏感的迷恋，融合而出的文本华美至极。而她近似疯狂的两性观点，对色情文化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的解构重述，还有难以概括的女性视角，使她的作品充满审美体验上的极致享乐。但这种享乐之下的艰深和某些时候刻意的无意义让她的作品并不好读。这一切都让她深深地激怒了主流文学界。
如今看来，没人能否认她作品中的经典性和严肃性，但她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没得到过任何主流文学大奖。“现实主义”统治下的颇有些反智的“精英学者”们故意忽视她。《马戏团之夜》在布克奖上输给了库切那本平庸无聊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她尚且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到1991年，她身患癌症，《明智的孩子》未进布克奖短名单，她遗憾地认为“他们连同情票都不给我”。此时的她不知是被病魔击溃还是对自己多年的被忽视终于认命，说出了这句在我看来完全不属于她的自辱。
安吉拉生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她母亲Olive对她的控制到了病态的地步。对女儿的宠溺造成了安吉拉从小过度肥胖，后来她减肥也到了病态的地步。类似的母女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折磨着耶利内克写出了《钢琴教师》，但安吉拉·卡特在文学层面的反应精巧又恐怖——她写出了《魔幻玩具铺》。安吉拉的母亲临终时也没原谅她与保罗离婚，而安吉拉自己与母亲的和解则是十几年后，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身为人母。安吉拉与外婆的关系相对好得多，不过外婆的形象对她来说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温暖，她作品中展现的外婆这个音符的变奏——小红帽中外婆被砍掉的手，多少反映了她心目中外婆这个形象温暖之外的某种叙事上的刺激。不同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刻画家人的做法，安吉拉笔下的亲人或多或少都有些cult，或者美学意义上的变形。她19岁就跟Paul Carter结婚，在Paul不知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抑郁消极状态下做了几年家庭主妇。在这段难以说是幸福的婚姻生活里她写出了一生中大部分长篇作品。
待她彻底离开日本回到英国，她找到了一生中最合适的爱人——Mark。Mark小她十五岁，英俊高大一头长发，极其安静，跟安吉拉卡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过世。卡特四十多岁高龄才冒险生下Alex，去世前，因为担心遗产问题，她才在生命尽头与Mark登记结婚。安吉拉同时代的男人令人恶心的男权意识和腐朽的中产气息可能并不适合她，所以她一生最合适她的人才小了她一个时代。
战后供给短缺，母亲Olive尽其所能省下口粮喂胖了安吉拉，她长到十几岁，上厕所的时候母亲也不允许她关门，图中是她参加哥哥的婚礼，正是肥胖的时期瘦下来的安吉拉瘦下来的安吉拉安吉拉的爱人马克·皮尔斯安吉拉唯一的儿子Alex卡特拒绝以威权语调阐释经典作家。在她看来，莎士比亚是“大众娱乐家”，将莎士比亚推向神坛是统治阶级确立自身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方式。在《明智的孩子》中，她用二百五十页的喜剧语调粗俗地映射了莎士比亚。她对女性主义对女性气质粗暴的解释极为反感，拒绝相信男女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一点上，仅从文学角度来看，她的观点与伍尔夫相似，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是“双性人”，卡特认为劳伦斯“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女性作家”）。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都对英语极其敏感，伍尔夫更多的是音韵上和意识层面上的诗意，但卡特对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嗤之以鼻；对伍尔夫本人，卡特觉得她浮夸好显摆（不无道理），她嘲讽伍尔夫为了“露一手”会刻意训练自己某种技能，批评伍尔夫作品中那股子“布鲁姆斯伯里精英们的自命不凡”。卡特对伍尔夫那些经典作品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很喜欢《奥兰多》，曾参与将其改编成歌剧。
卡特对当时很出名的女作家有些矛盾的批评，比如她当面指责拜厄特的文学方向“没有意义”，私下却承认拜厄特是非常聪明的作家，博览群书态度严肃，她自觉相较之下无能又轻浮。她喜欢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曾去寻找他的墓碑，认为他与“博尔赫斯有古怪的相似之处。”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她嘲笑他是个小丑。她觉得阿瑟·克拉克极其无趣。苏珊·桑塔格演讲说自己五岁读狄更斯，十岁开始读大部头著作，她在台下跟人吐槽：“你TM能信？”
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言行之下所隐喻的，是卡特自身被严重忽视的文学价值。
卡特对自己的价值有清醒的认知，也可以说她很自负。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想要出名。对比她同时代的萨尔曼·鲁西迪、安东尼·伯吉斯，甚至小她一个时代的伊恩·麦克尤恩，她太边缘化了。她有意参选当布克奖评委，但介绍她的时候，评委会给她贴了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标签。她在生命末期蓄意激怒公众的《神圣家族影集》可能原本并没那么刻意“渎神”，但她确实想故意激起浪花。
卡特比她喜爱的艾米丽·勃朗特幸运得多，她生前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已经获得盛誉，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改编的电影作品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从她过世伊始，她瞬间成了反经典英雌（用这个词我还斟酌了一下，卡特自身对女权化新语言的运动也不支持，她认为语言威权化的压迫对象不分男女），而她本身成了经典作家。她去世二十年后，她的文学声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的作品在近十年前被引入中国，国内读者对她的阅读也经历了从对Fairy Tales的重新认知到欣赏她的严肃性和经典性，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着重关注她文体的诗意。但十年来，国内大部分读者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BBC的《英国小说家的自白》和18年新出的纪录片对她的生平罗列有限，尤其那部纪录片，只是着重用画面表现卡特作品中的感官美，具体的纪实资料并不算多。影片中引用最多的影像资料，就是卡特过世前一个月，BBC的Omnibus摄制组留下的采访。画面中的卡特面色红润气息急促语速飞快，微笑之下依然是嘲讽与不屑。七十年代，著名的布克奖颁奖典礼直播上，女主持不知卡特是谁（也不能怪主持人），卡特带着黑框眼镜，温和而坚决的形象也成了关于她的注解。
Omnibus的采访，一个月后安吉拉就去世了70年代布克奖颁奖礼上的安吉拉这本传记不算巨细靡遗，对卡特作品的研究也没什么新颖的建树，大多是将几派不同的评论意见列出，再总结般写出个人趋附于“正确”的观点。不过对于卡特个人主义和女权男权两方的矛盾描写得很深入。对卡特“政治正确”的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约翰·贝利（爱丽丝默多克的丈夫）在卡特过世后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传记对此的回应写得非常精准。作者对卡特居住旅行生活过的地方的描写细致入微，对英国很多建筑风格的描绘充满了智识上的美感。
有关卡特过世前这段时间的资料少之又少。传记中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平缓地叙述了卡特最后的时光。卡特对Alex并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她始终视儿子为成人，在他婴儿期也拒绝说Baby Words。导致婴儿期的Alex一度语言能力发展缓慢。Omnibus中，卡特给Alex读书的片段，是卡特一生中最令我动容的时刻。
安吉拉在生命的尽头为儿子朗读作品她是个勇士，与死亡的抗争和她一生反抗权威的精神一以贯之。她不断构建的自我展示在很多人面前时可能最终呈现出了仙女教母的形象，但她自身想必是不屑于理解妥协的选择的。对她的神化可能是她想要的，在这样一个符号下的她会如何嘲笑自己也成了某种威权呢？
卡特说：“三十岁时，要是我知道五十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割腕自杀的。”《明智的孩子》里，朵拉·欠思说：“这些灿烂的间歇有时会出现在生活不和谐但可以互补的故事中，如果你决定在这里停下，不再继续向前，那么你就可以管它叫大团圆结局了。”
《卡特制造》读后感(五)：“你TM能信？”：评《卡特制造》
安吉拉·卡特的第一本传记由一位算起来还年轻的作者写就——埃德蒙·戈登完成这本书的时候34岁。据他自己所写，他研究准备写作这本书用了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从29 岁开始就在调查研究安吉拉·卡特的生平。
《卡特制造》作者：埃德蒙·戈登安吉拉在他这段年纪写出了《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染血之室》、《烟火》、《萨德式女人》等作品，恰好是写作欲望最鼎盛的的时期。也是在这几年，她旅居日本，结识了荒木创造，陷入爱河。在东京战后奢靡空虚颇具赛博朋克味道的环境里体验生活。经历了各种露水情缘、堕胎（与读者想象的不同，卡特在思想上看似超前，但堕胎一事在道德感所制造的类似生理性的恐怖依然折磨着她）、与保罗·卡特离婚（至死都保留着来自保罗的夫姓，这个行为非常不像安吉拉）、与小她十几岁的韩国少年高陷入爱河，离开了高后又再次勾引他（安吉拉去世前一年，高在东京跳楼自尽，未留下只言片语）。即便用大众对艺术家的偏见来看安吉拉这段时间的经历，也未免有些浮躁夸张。而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所展现出的背叛一切的风格，即便到现在也令人在惊叹之余目眩神迷。
安吉拉卡特很容易吸引少年人——叛逆、性解放、各种禁忌话题和性别战争，当然她远不止于此。她的叛逆是从世界内部将其翻转，尝试完全相反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她挑衅男权与威权，藐视一切，但她也心甘情愿（经历了抗争后的妥协展现了更伟大的勇气）败给死亡和被忽视，我宁愿相信她无奈的妥协下是藐视。她的语言华美到难以置信，作品中充斥着人性里最丑恶又最勾引人的元素。她的作品本质上却是严肃而政治化的：越是道貌岸然伪善横行，她作品里的讽刺就越刺眼。
欧美文学充斥着无聊的中产白人故事，姑且美其名曰现实主义。提起严肃文学作品，少有读者会将其与幻想联系起来。无论是上世纪前半页的科幻黄金时代还是下半页的拉美文学爆炸，似乎都未能在人们潜意识中留下幻想的底色。相较于魔幻现实主义，卡特的作品走得更远。她不断地否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口头上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脱离了拉丁美洲便毫无意义”，虽然传记作者戈登认为这是她对自己作品的掩护——不可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卡特的影响——但卡特所创造的文体的确难以用任何风格框架。她对民间故事的偏爱、对各种幻想文类的探索、以及她非刻意的反经典审美意图，结合她本身诗性的才华和对英语语言极其敏感的迷恋，融合而出的文本华美至极。而她近似疯狂的两性观点，对色情文化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的解构重述，还有难以概括的女性视角，使她的作品充满审美体验上的极致享乐。但这种享乐之下的艰深和某些时候刻意的无意义让她的作品并不好读。这一切都让她深深地激怒了主流文学界。
如今看来，没人能否认她作品中的经典性和严肃性，但她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没得到过任何主流文学大奖。“现实主义”统治下的颇有些反智的“精英学者”们故意忽视她。《马戏团之夜》在布克奖上输给了库切那本平庸无聊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她尚且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到1991年，她身患癌症，《明智的孩子》未进布克奖短名单，她遗憾地认为“他们连同情票都不给我”。此时的她不知是被病魔击溃还是对自己多年的被忽视终于认命，说出了这句在我看来完全不属于她的自辱。
安吉拉生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她母亲Olive对她的控制到了病态的地步。对女儿的宠溺造成了安吉拉从小过度肥胖，后来她减肥也到了病态的地步。类似的母女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折磨着耶利内克写出了《钢琴教师》，但安吉拉·卡特在文学层面的反应精巧又恐怖——她写出了《魔幻玩具铺》。安吉拉的母亲临终时也没原谅她与保罗离婚，而安吉拉自己与母亲的和解则是十几年后，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身为人母。安吉拉与外婆的关系相对好得多，不过外婆的形象对她来说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温暖，她作品中展现的外婆这个音符的变奏——小红帽中外婆被砍掉的手，多少反映了她心目中外婆这个形象温暖之外的某种叙事上的刺激。不同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刻画家人的做法，安吉拉笔下的亲人或多或少都有些cult，或者美学意义上的变形。她19岁就跟Paul Carter结婚，在Paul不知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抑郁消极状态下做了几年家庭主妇。在这段难以说是幸福的婚姻生活里她写出了一生中大部分长篇作品。
待她彻底离开日本回到英国，她找到了一生中最合适的爱人——Mark。Mark小她十五岁，英俊高大一头长发，极其安静，跟安吉拉卡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过世。卡特四十多岁高龄才冒险生下Alex，去世前，因为担心遗产问题，她才在生命尽头与Mark登记结婚。安吉拉同时代的男人令人恶心的男权意识和腐朽的中产气息可能并不适合她，所以她一生最合适她的人才小了她一个时代。
战后供给短缺，母亲Olive尽其所能省下口粮喂胖了安吉拉，她长到十几岁，上厕所的时候母亲也不允许她关门，图中是她参加哥哥的婚礼，正是肥胖的时期瘦下来的安吉拉瘦下来的安吉拉安吉拉的爱人马克·皮尔斯安吉拉唯一的儿子Alex卡特拒绝以威权语调阐释经典作家。在她看来，莎士比亚是“大众娱乐家”，将莎士比亚推向神坛是统治阶级确立自身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方式。在《明智的孩子》中，她用二百五十页的喜剧语调粗俗地映射了莎士比亚。她对女性主义对女性气质粗暴的解释极为反感，拒绝相信男女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一点上，仅从文学角度来看，她的观点与伍尔夫相似，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是“双性人”，卡特认为劳伦斯“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女性作家”）。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都对英语极其敏感，伍尔夫更多的是音韵上和意识层面上的诗意，但卡特对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嗤之以鼻；对伍尔夫本人，卡特觉得她浮夸好显摆（不无道理），她嘲讽伍尔夫为了“露一手”会刻意训练自己某种技能，批评伍尔夫作品中那股子“布鲁姆斯伯里精英们的自命不凡”。卡特对伍尔夫那些经典作品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很喜欢《奥兰多》，曾参与将其改编成歌剧。
卡特对当时很出名的女作家有些矛盾的批评，比如她当面指责拜厄特的文学方向“没有意义”，私下却承认拜厄特是非常聪明的作家，博览群书态度严肃，她自觉相较之下无能又轻浮。她喜欢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曾去寻找他的墓碑，认为他与“博尔赫斯有古怪的相似之处。”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她嘲笑他是个小丑。她觉得阿瑟·克拉克极其无趣。苏珊·桑塔格演讲说自己五岁读狄更斯，十岁开始读大部头著作，她在台下跟人吐槽：“你TM能信？”
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言行之下所隐喻的，是卡特自身被严重忽视的文学价值。
卡特对自己的价值有清醒的认知，也可以说她很自负。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想要出名。对比她同时代的萨尔曼·鲁西迪、安东尼·伯吉斯，甚至小她一个时代的伊恩·麦克尤恩，她太边缘化了。她有意参选当布克奖评委，但介绍她的时候，评委会给她贴了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标签。她在生命末期蓄意激怒公众的《神圣家族影集》可能原本并没那么刻意“渎神”，但她确实想故意激起浪花。
卡特比她喜爱的艾米丽·勃朗特幸运得多，她生前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已经获得盛誉，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改编的电影作品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从她过世伊始，她瞬间成了反经典英雌（用这个词我还斟酌了一下，卡特自身对女权化新语言的运动也不支持，她认为语言威权化的压迫对象不分男女），而她本身成了经典作家。她去世二十年后，她的文学声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的作品在近十年前被引入中国，国内读者对她的阅读也经历了从对Fairy Tales的重新认知到欣赏她的严肃性和经典性，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着重关注她文体的诗意。但十年来，国内大部分读者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BBC的《英国小说家的自白》和18年新出的纪录片对她的生平罗列有限，尤其那部纪录片，只是着重用画面表现卡特作品中的感官美，具体的纪实资料并不算多。影片中引用最多的影像资料，就是卡特过世前一个月，BBC的Omnibus摄制组留下的采访。画面中的卡特面色红润气息急促语速飞快，微笑之下依然是嘲讽与不屑。七十年代，著名的布克奖颁奖典礼直播上，女主持不知卡特是谁（也不能怪主持人），卡特带着黑框眼镜，温和而坚决的形象也成了关于她的注解。
Omnibus的采访，一个月后安吉拉就去世了70年代布克奖颁奖礼上的安吉拉这本传记不算巨细靡遗，对卡特作品的研究也没什么新颖的建树，大多是将几派不同的评论意见列出，再总结般写出个人趋附于“正确”的观点。不过对于卡特个人主义和女权男权两方的矛盾描写得很深入。对卡特“政治正确”的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约翰·贝利（爱丽丝默多克的丈夫）在卡特过世后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传记对此的回应写得非常精准。作者对卡特居住旅行生活过的地方的描写细致入微，对英国很多建筑风格的描绘充满了智识上的美感。
有关卡特过世前这段时间的资料少之又少。传记中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平缓地叙述了卡特最后的时光。卡特对Alex并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她始终视儿子为成人，在他婴儿期也拒绝说Baby Words。导致婴儿期的Alex一度语言能力发展缓慢。Omnibus中，卡特给Alex读书的片段，是卡特一生中最令我动容的时刻。
安吉拉在生命的尽头为儿子朗读作品她是个勇士，与死亡的抗争和她一生反抗权威的精神一以贯之。她不断构建的自我展示在很多人面前时可能最终呈现出了仙女教母的形象，但她自身想必是不屑于理解妥协的选择的。对她的神化可能是她想要的，在这样一个符号下的她会如何嘲笑自己也成了某种威权呢？
卡特说：“三十岁时，要是我知道五十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割腕自杀的。”《明智的孩子》里，朵拉·欠思说：“这些灿烂的间歇有时会出现在生活不和谐但可以互补的故事中，如果你决定在这里停下，不再继续向前，那么你就可以管它叫大团圆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