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1000字_经典精选

《台共党人的悲歌》是一本由蓝博洲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80，页数：3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台共党人的悲歌》精选点评：

●读蓝博洲的书，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错乱感。时常觉得我又回到儿时，在读那些描写解放前共产党人为理想奋斗不惜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有震动，有感动，也有茫然。不管怎样，他所打捞的历史值得两岸中国人共同回眸、深思。

●震撼

●服气作者逮着些微线索一路深究凭借只鳞片爪去勾勒人物一生的韧劲，罗列的材料太细太碎以致对我这种对台湾戒严保钓时期只知皮毛的人而言阅读起来过于辛苦，或许是又一本意义大于实际以致难符盛名的书。

●你们的功绩后世可论，你们的姓名永世长存！

● - 从张志忠的儿子杨杨自杀事件出发，追踪回溯当年台湾的共产党人的足迹 - 228事变到底如何，多大成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多大成分是台湾民众自发的对国民党统治的抵制，多大程度上又是皇民化的台湾人的折腾？ - 台共内部斗争看起来也一直挺激烈的样子 - 看着满悲情的，这点倒是挺台湾 - 文笔似乎一般。。。

●台共党人的悲情岁月

●最后节奏突然加快，组织被连根拔起。

●开头还能读下去，但也是强设悬疑。后面是人物的线索追踪，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能力和毅力，但是我实在是不感兴趣。我理解作者的本意是透过一个家庭的兴亡来映射大时代的沉浮，然而作者在表达上并没有处理好，无聊就是无聊。

●以個人生命史的角度進入講述那段糾纏不清的大歷史，藍博洲是擁有所謂「社會學想象的跳躍能力」的作家；當歷史行進到張志忠與季沄的生命盡頭時，變節者和堅守者的群像倏忽清晰。這不僅是被裹挾的每個人的悲鳴，也是歷史的輓歌。（閱讀時間：2018年8月2日-3日；自評：7.7；推薦指數：★★★★）

《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一)：不太满足

书中开头和结尾部分讲述的张志忠（主人公）的孩子的故事，似乎比正文的叙述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正文较多史实的考证，对读者其实不太友好，大概是作者出于内心的召唤，想为这些对他有不寻常意义的人们留下一份准确的记录，以此表示悼念。

问题是怎么去讲述这些故事，让那些牺牲能打动无关的人？比如对一个因护教而遇难的传教士，忠实记录下他组织教民、传播福音的细节，对教会/信徒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普通人可能更在意他的行为对人间带来哪些改善（比如最近读史景迁写的来中国的传教士，就对他们在医疗和教育上带来的改变心存感激），而传教过程本身并不为普通人关注。尤其是，今天我们（包括作者本人）很难去认为，他们的传教如果成功了，世界就会更好。这种时候，聚焦于那些细节，意义恐怕更有限了。

所以这种时候，写作者还执迷于传教过程本身，而不是尝试去概括、提炼出永恒的价值（比如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让我们知道一次教会内的斗争对于我们的意义），就缺乏了一点面向未来的眼光了。

《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二)：于无声处

“张志忠，本名张梗，化名老钟，嘉义新港人，台湾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妻季沄，亦为中共党员。战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在嘉义举兵反对国民党，兵败转入地下，1950年被捕，国民政府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多次劝降无效，1954年被国民党枪决。

……

199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追赠张志忠、季沄“革命烈士”称号。台湾则有左翼历史传记作家蓝博洲于2007年出版“孤坟下的历史：张志忠及其妻儿”一文，收于联经出版社之《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一书，记述其事。“

上述文字摘自百度。

读罢此书，我特意百度了一下张志忠烈士，还好历史没有忘记，一股欣慰感油然而生。

尽管看过了太多红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我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当年的热血志士的革命信念为何能如此的坚定，而从一位台湾作者笔下写出当年我党一对革命伉俪的生死悲歌，我更是很惊讶的。

无法想象，信念对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这股伟大而神秘的力量可以驱使人们克服一切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险阻而一直坚持在革命事业上。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得其中的很多推理显得有理有据得多，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张志忠夫妇的成长历程，他们既是铁血，也有柔情，尤其是夫人季沄入狱后写给家人和儿子羊羊的信中展示的他们温情的一面，这一点在我现在初为人父之后尤其受到感动。

整本书大部分文风是纪实性的，然后最后作者描述去祭拜的那一篇却格外的煽情。一对为了台湾人民幸福未来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志士，最终被散葬在一处荒凉的乱坟处，而且因为不为人知而鲜有人去悼念，令人揪心不已。

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先烈们不知忠骨在何处？于无声处，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听到惊雷，然而，就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结尾说到的：”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就像本书的作者一样，感谢。

《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三)：个人备忘 |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陈映真的阅读在大陆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相信很多现当代学生没有认真阅读过台湾文学，因为台湾文学不被置于我们的基础教科书，教学框架里面。可以说，在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大陆和台湾仍然是中断的、隔绝的。也可以说，我们的知识体系甚至仍然没有摆脱“双战格局”（陈映真《台湾史琐论》）。可以看到，想要完成两岸统一，只是经济让利，受益并不显著。因此在知识、情感、思想上突破对立格局在今天的环境下更为紧迫的，也需要两岸知识分子分享同一个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责任。至少我从蓝博州的写作中，直观鲜明地感受到这种强大的使命感。他在问：台湾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台湾的抗争与中国革命有什么关系？应在何种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台湾的自治运动及主张？从这些问题出发，蓝试图肯定台湾在中共革命中的参与，并从而建立起两岸政治认同。这一理想让人感动。

《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四)：汪晖对话蓝博洲：反驳“台独”史观，让台湾民众多了解中共（转）

汪晖对话蓝博洲：反驳“台独”史观，让台湾民众多了解中共

澎湃讯

2014-09-24 19:34

来自澎湃新闻m.thepaper.cn

来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编者按】

1945年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组织地下党活动，与国民党展开长达八年的斗争。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因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叛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于1954年从容赴死。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的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即以张志忠夫妇为主角，展开描述了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简体中文版，9月14日，新书发布会暨“寻找失落的台湾历史记忆”座谈会邀请了台盟中央官员、著名历史学者、老台胞、台湾文学批评家等人致辞并发言。经授权，澎湃新闻特摘取与会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和作者蓝博洲本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来自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121

汪晖：首先我祝贺蓝博洲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几个月前，蓝博洲先生和我的朋友让我来写一个序言，我其实是非常惶恐的，因为台湾去过多次，但是谈不上理解。因为从甲午战争到两岸分治的格局形成，两个大的中间有日据时期，发生太多的事情了，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仅是在这个区域，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所以怎么去把握这段历史？我觉得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读蓝博洲先生这本书的时候十分感动，感动于当年的革命者，这样献出自己的性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完全忘了自己，这种精神在今天实在地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敬佩，但是你要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这样做，他们身上的精神，我们应当礼赞，但是真正想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斗争生活，既要有信念还要有政治上的了解，这样的过程不是一个今天那么多人容易接近和理解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第二个感动，是感动于蓝博洲先生，从他早期的写作开始，前后将近30年了，一直在努力发掘这样的历史。我自己在序言里面也说过，他似乎用他的写作把自己嵌入到这个历史的现存里头，他身上有一个使命感，要连接起先辈的斗争和今天这个时代。这当然不止蓝博洲一个人，他们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由于时代发生重大的变化，就特别需要有人，不仅是叙述，而且是身体力行地让你感觉到这个历史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就还能生长出新的东西来，如果中断了再去接，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台湾的特殊的历史命运，连接传统的努力，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钦佩。

第三，我觉得读完他的这些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有很多感慨。我自己做一点思想史、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深知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实在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研究，会发现研究十九世纪，或者更前，大家的兴趣很大，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跟革命相关的历史，其实是非常难的，不仅是史实方面的问题，而且是逐渐地失去了对这个历史时代的脉络、气质和精神的把握，这个动力越来越稀薄。历史发生变化了，今天两岸关系也发生变化了，因为统一的问题，统独的斗争，敌我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产生出来的变化的敌我关系到今天又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所以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怎么理解这个历史传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来说，要理解犹为困难。我们怎么发掘和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这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所发生的斗争，这几代人的命运？从台湾的角度，我觉得蓝博洲先生的工作给了大陆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契机，一个重新从一个特殊角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角度。今天，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的争论都是巨大的，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民国热”非常盛行，用这样语境来阅读蓝博洲的作品，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些震动，让我们重新进入到历史里面，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乃至理解我们生存状态。过去，我们老师一辈的，都早已经提出“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了。告别革命，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状况，因为在今天不太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大概也不大会有人这样去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不等同于对革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传统的否定，如果把这个历史传统否定了，我们现在的中国认同，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源泉和历史的地基都会被动摇，这是今天这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非常巨大的问题。

更不要说，我们的双战构造，也就是内战、冷战的构造，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重新巩固。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发掘这一段历史，不但是对先烈的一个纪念和致敬，也是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今天到底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思考这个突破双战构造的方式的可能性，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启迪。我也觉得特别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当中，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顺便说几句，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叙述里面，台湾的现代史，台湾现代史，台湾的文学，可以说是被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门类放在这样研究。比如我们教现代中国文学，或者教现代中国思想，并未将台湾内置于叙述，它实际上是中断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叙述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思想史或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台湾问题是放在另外一个方向的，由一些特殊的专家研究，不是在我们的基本的教科书的或者是我们教学的基础性的框架里面，这个状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就等同于我们的知识状况服从于双战构造的状况。我们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方式来突破这个冷战和内战给我们造成的隔绝，在思想上、知识上、情感上作出突破，那我觉得对年轻一代人而言，这个机会更失去了。因为日常生活的实际的确是存在的，在今天需要有一点紧迫感，在中国大陆需要有这个紧迫感。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朋友有这个紧迫感，但是在中国大陆有紧迫感的人很少，我实话实说，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是对于问题缺少一个尖锐的意识。所以我很高兴蓝博洲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我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台湾朋友的著作在大陆出版，给我们一个机会，也使得大陆的学者和写作人能够跟上，把这些工作重新接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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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前面刚刚几位前辈都讲了很多，包括汪晖先生，他的序，他的发言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为什么要在大陆出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是把被埋葬的台湾地下党的历史挖掘出来。困难的就在这里，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台湾地下党的历史或者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是长期以来都是不能谈的。我1960年出生，1968年上小学，那时候是大陆的“文革”，我们走出家门，跑到操场围墙，杀猪打马，反攻抗日，到了教室也是这些东西，还要唱歌、升旗，校长的训话还是反攻的言论，教室后面也都是反共标语。那时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寒流》，里面的共产党好可怕，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很深。然后就这样，一年一年的，都是这样的教育。

你说接受这样教育的一代人，他能不反共、他能不恐怖吗？不可能。所以我自己1979年在学校任职的时候，整个校园是一片肃杀的。然后过了一个学期才慢慢平常。当时大家都支持民进党。参与党外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谣传说，好多年以前，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人，刚开始不敢说，我们只听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很隐讳地讲，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台湾人。慢慢地才知道，那个符号出来了，“二·二八”。

我15岁立志要当小说家。搞文学的人要关心社会，要了解自己土地的历史，所以就试着理解这些传说中的一些历史，可是真的是找不到答案。我经常想，两岸的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该怎么看？比如今年所谓“太阳花”的闹剧，就是说你怎么让台湾的年轻人认同，认同中国。希望两岸统一？我觉得很难。用什么来吸引他们？他们是活在一个“反共”社会的年轻人，他祖父、父母都“反共”，他不了解后就“反共”，他尤其受这一代人的影响，喝去中国化的奶水长大的，根本没有中国心，中国情，我们这一代老讲“反攻”教育，但我们还是有中国情、中国心的，虽然要“反攻”，但都是中国。但“台独”就是不要长江黄河。你只要回想受教育史就知道，你的中国心、中国情还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没有中国心、中国情，他也不一定反共，他也愿意来中国大陆，他觉得他是出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愿意交流，愿意参加夏令营，但他没有认同。他也不了解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长征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21年的共产党？他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首先要在宣传上让台湾民众多方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还是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让台湾了解，了解了以后，你才不会没有道理地恐共。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到底跟台湾，跟台湾人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有很多东西要讲，而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台湾人民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和建设，台湾人是参与的，不是区隔的。你让台湾民众了解了以后，台湾民众可能才会有所认同，要不然我觉得前景是无解的，让人悲观。光是经济让利，是争取不到民心的，民众不了解，如果让台湾民众知道更多的相关历史，那你就可以把被颠倒的历史就颠倒过来。

我接着就说，我的《台共党人的悲歌》，还有其他的一些写作，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它对“台独”历史的论述有一种反驳，比如，“台独”说“二·二八”以后台湾人开始搞独立运动，这是谎言。“台独”是土改以后才开始有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历史事实，去反驳他这种被他们收归过去的历史解释权，要不然就很难。“台独”叙述的历史虽然是假的，但是影响着老百姓和媒体。

到现在我们搞白色恐怖的纪念活动，媒体也说“二·二八”，在台湾“二·二八”就等于是“台独”。因为很多人本身就同情“台独”派，所以我的书在台湾卖得越来越不好，他们不理解这种情结。

总之，台共的历史前面讲了很多。你如果不理解、不处理会流失更多的东西，包括地下党历史的家史，这个是让人家很痛心的，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父亲、母亲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共产党，他会说怎么可能是？如果烈士的家属都反对烈士的理想，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最大的悲哀，我不指望我的书能影响一代大众，但最起码要影响这些烈士的家属，如果这个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晓得我们要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怎么谈统一了。

《台共党人的悲歌》读后感(五)：【序言】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作者 | 汪晖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

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和“独台”政治一直在“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台湾”等说法之间闪烁其词。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而且更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的转变为契机，通过承认“双战”构造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的。如果台湾的自我定位是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的他者”衍生而来，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区域体制合理化，就是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骤。

正由于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台独”新历史观必须以“遗忘”蓝博洲所探寻的那段地底的历史为前提。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马关条约》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为了从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自主地位的连续性，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订为“日治”时期，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由此引发了台湾史研究中的“日治”时期与“日据”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的乙未战争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的第一时期，大致与残酷镇压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武官总督时期相重叠；1915年西来庵事件（第一时期最后一次汉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迈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相重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实行同化政策的所谓“内地延长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时期，即“皇民化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当局取缔自治性的社会运动、推进“皇民化政策”，以使台湾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备基地。

但从台湾抗日运动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年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时期。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 。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

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年）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内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遭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锺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锺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锺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年），嘉义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年），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45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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