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死的年代》是一本由[德] 雷马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爱与死的年代》精选点评：
●第一本雷马克。也许算不上是一流的小说，但是雷马克在语言方面确实很有天赋，他很擅长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达体验和观念，也懂得点到即止，加上战争题材的独特性，会让这本小说有机会成为寂静中的一声尖叫。
●裹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
●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为了写论文读的原版，着实痛苦，雷马克的用语着实不通俗化。
●战争，毁灭一切，爱，永不泯灭！
●通俗小说水准
●数十年过后的狂热浪潮
●本书是朱雯先生的经典译本，自1958年后是首次重版。雷马克关于战争中士兵的小说并不多，这本书结构上带有《西线无战事》的影子，对战争惨景的描写依旧很克制，只是对话和心理描写变得更多了。如果说德国青年们在《西线无战事》中感受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无意义的厮杀，在东线战场上感受到的则要复杂的多。随着战事的节节败退，饱尝战争苦难的人民和官兵们日益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反动性。对党卫军的战争暴行、专制政权的虚假宣传、纳粹党骄奢淫逸的官员充满愤恨，痛苦又不甘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炮灰的命运。国防军官兵胸中时常涌出对正义的拷问，但东线的残酷也使他们充满了苏联人会进行同等报复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得军队为了德国不受践踏而拼死作战。
●战争下，死亡那么随意，爱那么不易。格雷贝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国家战败的命运，知道自己也不得不潦草死亡如伊始被封冻在冰雪中的瘫软腐败的尸体和来不及思考的亡魂。最该提防的是党卫军的“战友”，回国的休假中，他不甚绝望的寻找父母，遂然无果。信仰被全然摧毁却依然要奔波劳碌，死亡的氛围早已降临到家乡，他仅有的希望，是一个大概率无终的爱情，两人都飘忽于生死两界，在萧条破败的花园里，还是不禁畅想于彼此，把最美好的希望，交给虚无缥缈的未来，车站里小小的告别的手和小小的直到看不见的身影，一排房子闪过去，天涯永隔，没有奇迹出现，善心在战时也难有好报，死亡嘎然出现，死亡如约而至，人们随意的死亡，结束不易的相爱。
●为了写论文读的原版，着实痛苦，雷马克的用语着实不通俗化。
《爱与死的年代》读后感(一)：爱与死的年代
这本书有好多处地方让我读得难过，读得落泪。
格雷贝尔在长达两年的前线战事后终于获批三个星期的假期，回来之后却看见自己曾经熟悉的家乡早已遭受轰炸，变得面目全非。人们不得不流落街头，居无定所，但仍艰难而带有希望地四处寻找自己的家人，希望亲人没有被炸倒的建筑压死。格雷贝尔也在不断地去询问父母的消息。
在这过程中，他遇见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同学伊莎贝尔。他们没有因为眼前的惨状而哭泣哀嚎，而是默契地将这悲惨的生活景象压在心里，自在放肆、满怀希望地享受临时拥有的美食红酒。他们眼里没有废墟和血肉，他们眼里憧憬着美景，满足于安宁的夜晚，想象着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要去瑞士，那里不会有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的房子和生离死别的百姓。他们马上就结婚了。
他们才重新认识没几天，格雷贝尔的假期也只剩下几天，家乡还在不时地受到轰炸，每天白天都要去寻找当晚睡觉的地点。但是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选择了结婚，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放弃 爱 的存在。
格雷贝尔和伊莎贝尔努力地去享受好最后的三天，他的假期就要结束。在这两个人的世界里，一天算成一周来度过，已经很知足。他和伊莎贝尔约定好，让她不要去火车站送别，因为不希望看见她哭泣难过的表情，带着这幅形象回到前线。火车就要发动，格雷贝尔却看见了窗外远远站着的伊莎贝尔，悲伤而没有希望。格雷贝尔想要来到窗边和她说些什么，让她看见他。可是这时窗边就有一位士兵正和她的妻子嘱咐、告别。
格雷贝尔眼见的、亲历的、体会的种种，让他看清楚战争的意义。漫长的战争只会让更多的无辜伤亡，但爱是永恒存在。不断撤退的德国前线，和频繁遭受空袭的德国土地，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场战争早已经结束，早已经失败了。可是格雷贝尔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前线。他不能带着伊莎贝尔去任何地方逃生，短期来看，他们所憧憬的其实就不存在。
前线崩溃，避难的村子乱成一团，格雷贝尔在最后时刻选择“背叛”自己的队友，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把四个苏联俘虏放走了。格雷贝尔把枪扔在地上，表示他不会伤害这四个苏联人。可是其中一位苏联俘虏却捡起枪把格雷贝尔杀死了...他最后看见的是一颗轻轻摆动着的植物，很安静，他还是死了。
这是我读的书中，最喜欢的书名。在这个战火纷争，伤残死别的年代里，仍然有人没有放弃思考，没有放弃对现实的领悟，没有放弃追求希望和爱。
《爱与死的年代》读后感(二)：他以写作对抗狂热的时代，见证半个世纪的残酷与浪漫
他以写作对抗狂热的时代，见证半个世纪的残酷与浪漫，这些故事是他一生的影子。
他是全世界拥有读者最多的德语作家之一，文学名匠茨威格、君特•格拉斯推崇的大师，影响诺奖得主鲍勃•迪伦的经典名家。
从德国小城到前线战场，从瑞士乡间到巴黎街头，从好莱坞到曼哈顿，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关注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困境。他不仅写下了战火中的青春，还有战场归来的迷失、乱世中的爱情、都市里的漂泊……《西线无战事》只是他故事的开始。
在数不清的战争小说中，他的小说征服了全世界
即使你不曾记得雷马克这个名字，你也一定知道他的代表作《西线无战事》。这部写于1929年的小说在90年后的今天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像是一个符号，一种不会逝去的和平呼声。
雷马克的小说素材大多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1916年11月，18岁的雷马克自愿中断学业应征入伍，他和当时许多德国青年一样，满怀一腔爱国热血奔赴“一战”前线，而这场战争最终却变成一道阴影投射在他之后的人生和作品中。战后，雷马克做过老师、钢琴师、广告公司职员、汽车销售、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期间他也不断写作，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各类文章，却都无太大反响，直到1929年，他完成了起意于战时的《西线无战事》。这部弥漫着着硝烟、残肢和和鲜明反战气息的小说，成书出版后，第一年仅在德国国内就售出120万册。它甚至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引起轰动，在原书出版九个月后，林疑今译本《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就由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创办的水沫书店出版，林语堂为之作序，一阵抢译、推介雷马克的热潮也随之而来。1930年，由《西线无战事》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并获得第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雷马克也因这部作品被提名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彰显出文学的巨大力量。
这部作品在为雷马克赢得巨大声名的同时也为他招来攻击和危险。纳粹党认为《西线》小说和电影是“对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的背叛”。希特勒上台后，更是将他与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公开焚毁。1939年，雷马克辗转流亡至美国，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1958年，他与美国电影明星波莱特•戈达德结婚，两人相伴直到雷马克逝世。
记者形容刚到美国的雷马克：“金发，高大，健壮，英俊，安静，柔声细语。”他常常出入纽约的高档餐厅，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交往，尽管他在美国平安地度过了“二战”，但看似安逸舒适的生活却似乎从未平复他此前动荡漂泊。雷马克自称是一个“不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他借由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把内心无法安放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写出来。这些作品不仅还原诸多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历史细节，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动荡又狂热的大时代里，当平凡的生活不复存在时每一个普通人的艰难处境。
最残酷也最浪漫的青春故事
鲍勃•迪伦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曾重述三本对他影响至深的书，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我把书放下，合上它。我再也不想看战争主题的小说了。”雷马克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带着一种冷峻又不乏幽默与浪漫的叙事质感，没有复杂的写作技巧，也没有很高的阅读门槛，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情感和深刻的哲思。
雷马克作品系列的第一辑包括他的经典代表作《西线无战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里斯本之夜》，以及未完成的遗作《应许之地》。这三本创作于不同时期、题材各异的作品，分别代表了他冷峻、柔情、深沉的三个侧面。相较于第一辑，第二辑的三部作品主题更为集中，共同刻画了动乱年代里德国年轻人的悲喜命运。这三个浪漫与残酷交织的故事其实也正是那时一整代德国青年缩影。
一百年前的德国年轻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否有着和我们相似的爱与痛、困顿与迷茫？1923年，战场归来的的博德默尔正在经历着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面包的价格在这一年中涨到2000亿纸币马克。在《黑色方尖碑》中，雷马克借由主人公博德默尔的视角，描绘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镇众生相。《伙伴进行曲》将故事时间往后推了几年，三个“一战”时的战友在战后辗转重逢，他们追逐享乐又为人生意义而迷茫，渴望爱情又不断犹疑躲闪，而最终一切美好的情感在急转直下的时局中烟消云散。《爱与死的年代》则仿佛是“二战”版的《西线无战事》。1944年无往不胜的德国军队在苏联战场上遭遇了寒冷与失败，幸运得到休假机会的格雷贝尔，本以为能暂时从战争中抽身，却不料后方也是同前线一样的轰炸和死亡。他意外邂逅一场爱情，但在一切日常生活和正常情感都被剥夺的年代里，这种幸运似乎也是一种不幸。
雷马克用虚构的小说写下了历史的真实，这或许也正是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它照见逝去的时代，也照见不会逝去的情感。
《爱与死的年代》读后感(三)：爱和死亡，火和雨点，烟和废墟
聚焦于一位普通士兵，当已经意识到战争注定失败，发动战争注定错误时，还会心甘情愿在战场上奉献生命吗？整本书都在透露着这样一种虚无感。
爱和死亡，火和雨点，烟和废墟。盼望着，等待着那个春天的到来，春天或许并未姗姗来迟，只不过这不是人们期待的那个春天。
战争的可怕在于，身处战争之中的人，无论是前线打仗的士兵，还是正常生活的百姓，对战争本身的良知和反思都已无法稍微被理解。
每个人只能循着战争的规则生活和思考，因为战争不会容忍一丝和平的声音，同样，浪漫和美好也无从生长，人们压根无暇关注。
《爱与死的年代》读后感(四)：雷马克：世界反战文学的不朽旗帜
“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这是德裔美籍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扉页上的著名献词。这本反战小说自从1929年出版以来，迅速被翻译为全球多个语种，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册，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但同样是这本书，也让他遭受纳粹迫害，甚至牵连亲人，一生只能在流亡中度过……
一举成名
雷马克1898年生于德国西北部的奥斯纳布吕克，这个城市在八世纪成为罗马天主教教区。雷马克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大多数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一样，雷马克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18岁的雷马克在中学直接应征入伍，作为德军的一员开赴西线战场。在一战的硝烟中，雷马克英勇战斗，曾5次受伤，最后一次是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为了救一位受伤的战友而被英军的手榴弹炸伤，经过长期治疗，方才侥幸痊愈。
一战结束后，雷马克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读完了剩余课程。毕业后，他先是在乡下找到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但干了一年后就因失望而辞职，此后还当过商人、记者和编辑……如此丰富的职业经历，为雷马克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早在16岁时，雷马克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包括散文和诗歌。1923年到1924年间，雷马克在汉诺威担任《大陆回声报》的编辑，而后又移居柏林，供职于《体育画报》。在《体育画报》上，雷马克曾连载过一篇题为《地平线上的车站》的小说，另外他还在1920年自费出版过一本叫《梦幻小屋》的作品，但这些都是雷马克青春期的练笔之作，真正使他暴得大名的，还要等到1929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
《西线无战事》正式动笔于1927年的下半年，但雷马克从一战结束起就一直在酝酿这部小说。雷马克用了一个半月写完小说，却没有出版社愿意直接出版。手稿搁置了半年之后，才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发行单行本。不料1929年1月全书出版后，很快就引发德国和世界的轰动，并在1930年被拍成同名电影，还夺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西线无战事》究竟凭什么甫一诞生就成为经典？
受到苏联战争文学强烈影响的一代中国读者，或许早已习惯了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但雷马克在这部小说里，却没有类似的壮怀激烈、舍生取义。读者能从中感受到的，只有战争的残忍与酷烈、生命经历过麻木与绝望后的幻灭：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如雨点的弹片，从灰蒙蒙、黄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来，撕扯着受伤者那尖厉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离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发出艰难的呻吟。我们满手尘土，浑身黏泥，我们的眼睛像积着雨水的池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西线无战事》中的“我们”是一群19岁的青年，他们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热血沸腾地奔赴前线。雷马克以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刻画了这群青年从向往战争到被战争毁灭的过程，展现了弱小个体被战争机器无情碾压的骇人场景，深刻反思了一战给人类带来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
凭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当时世界性的反战思潮，《西线无战事》一经出版就立刻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比如第一时间就被翻译为中文，甚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掀起一股“雷马克热”。
雷马克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名声大噪，翻译家林疑今和戏剧家洪深、马彦祥几乎同时译出了这部小说，各大报刊杂志也轮番进行介绍，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演出纷纷上演。当时，雷马克的小说不但出现了多个中译本，而且学者杨昌溪还专门写了一本《雷马克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广泛搜罗国外信息，更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这位年轻的德国作家，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
流亡美国
随着《西线无战事》的一举成名，雷马克在德国国内的命运却急转直下。先是美国拍摄的同名电影以“侮辱德意志国体”为由遭到禁映，后来纳粹上台，宣传部长戈培尔下令德国禁止出版雷马克的一切书籍，并公开焚烧了他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
当《西线无战事》发表后，雷马克为了纪念母亲安娜·玛丽亚，曾把自己的中间名改为“玛丽亚”，然后又把自己家族的姓氏拼写从Remark恢复为Remarque。雷马克的祖先来自法国，因此Remarque其实就是这个姓氏的法语拼写形式。
本来，雷马克改名是打算用新名字把自己与那些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区别开来，没想到后来却成为被纳粹迫害的口实。纳粹认定他把姓氏从德语“Remark”改为法语“Remarque”就证明他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
在此情形下，雷马克被迫逃离德国，一度定居于瑞士，因为坚持拒绝回国而在1938年被纳粹取消了德国国籍。随后雷马克流亡美国，并在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慑于雷马克的国际影响力，纳粹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放过。
1943年，雷马克最小的一个妹妹埃尔夫丽德被纳粹逮捕，经过希特勒所谓“人民法庭”的审讯，埃尔夫丽德因为声称战争将会失败而被扣上“涣散军心”的罪名。法庭庭长直言：“你的哥哥不幸逃脱了我们的控制，但是你将任由我们摆布。”当年12月16日，埃尔夫丽德被执行死刑。直到二战结束后，雷马克才获悉妹妹的噩耗，并把他1952年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火花》献给惨遭纳粹毒手的妹妹。
其实在完成《西线无战事》后，雷马克又陆续出版过两本关于一战的小说，分别是《归途》（1931年）和《伙伴进行曲》（1936年，旧译名《三伙伴》《三个战友》），它们与《西线无战事》一同组成了雷马克的“一战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将军国主义罪恶和战后德国士兵的凄惨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在《西线无战事》中，雷马克的反战意识还隐藏得较为含蓄，那么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态度则愈加明显。例如在《归途》中，他凭借独臂军官这个角色径直喊出：“我们还有别的要求！我们要停止战争，停止唆使和追逐！停止杀戮！我们要再做人，我们不是交战的机械！”
当时德国正处于纳粹煽动战争狂热的前夕，雷马克发表如此明确的反战宣言自然无法在国内立足，他又接连写下《流亡曲》（1939年）和《凯旋门》（1945年）这两部表现流亡生活的作品。
到美国后，雷马克大部分时间住在洛杉矶，与好莱坞合作，把自己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彼时好莱坞影业也处于勃兴期，雷马克的多部作品都被搬上了荧幕，除《西线无战事》外，还有《伙伴进行曲》《凯旋门》等。当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也栖身好莱坞，曾担任《伙伴进行曲》电影的编剧之一。
虽然雷马克一生与电影结缘，但此后几部作品改编的电影都没能达到《西线无战事》的水准，不过电影却给雷马克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改变。据著名影星英格丽·鲍曼的回忆，在电影《凯旋门》拍摄期间，她曾收到过雷马克的情书。虽然没有追求到英格丽·鲍曼，但雷马克在1958年与卓别林前妻、《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宝莲·高黛结婚，宝莲·高黛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有趣的是，在根据《爱与死的年代》（1954年，旧译《生死存亡的时代》）改编的电影《无情战地有情天》（1958年）中，雷马克还客串了一次演员，表演相当稳健。
刻画时代
《爱与死的年代》是雷马克以二战为背景的一部作品，展现了战争对大后方日常生活施加的微观暴力和精神伤害。
小说描写了二战最后一个阶段，纳粹法西斯正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主人公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他所在的部队曾在法国和北非取得过光荣的胜利，但却在1944年的苏联战场上遭遇滑铁卢。心灰意冷的格雷贝尔请假离开地狱般的前线，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三周假期。不过当他满心欢喜地回到故乡时，才发现想象中的平静美好已经荡然无存，后方家园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从童年时起就已经熟悉的城市，改变得这样厉害，他竟再也摸不着路了。他从前总是用房子的正门来测定方位的。现在它们都不再在那儿了。”格雷贝尔在找寻父母下落的过程中，与女同学伊丽莎白·克鲁泽意外重逢，继而两人相恋并结婚。但战争的阴影让格雷贝尔消极厌世，他甚至不想让伊丽莎白为自己生下孩子，“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次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格雷贝尔回到前线后，越来越厌倦和痛恨在部队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残忍而麻木，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伊莎贝尔，最后他杀死了一名纳粹党卫队员，自己也被苏联游击队员击毙。
雷马克的后半生经常往返于瑞士和美国两地。1955年，雷马克为一部奥地利电影《最后十天》撰写剧本，讲述了希特勒在柏林元首地堡中度过的最后时日。次年，他又写了一部舞台剧，在德国和百老汇上演。
《黑色方尖碑》是雷马克后期的重要作品，出版于1956年，这部作品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一战后德国严重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记录下艰难时代的众生相。在前言中，雷马克充满讽刺意味地写道：“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二十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族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有过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小说讲述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在韦尔登布吕克市经营着一家墓碑公司。在恶性通货膨胀的1920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唯有死亡不变，人们总是需要一块墓碑，所以克罗尔公司的生意还算不错。但由于德国马克不断贬值，出售墓碑又拿不到现款，导致公司存货越来越少，濒临破产。后来，公司想尽办法用支付期票的方式从大厂商买进了一批墓碑，这才使公司勉强度过危机。
所谓“黑色方尖碑”，是克罗尔公司的象征，从公司成立起就一直矗立在公司大门口。它就像一面沉默的镜子，见证了韦尔登布吕克这座小城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浪潮下演绎的一出出悲喜剧。
1962年，雷马克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里斯本之夜》，同样是爱情与死亡的主题，但雷马克使用了新的叙述手法，通篇用“我”与“施瓦茨”在一夜之间的对话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洛迦诺医院病逝，正在写作的小说《应许之地》也未及完成。
雷马克用他的一生写就了十余部关于战争、流亡的小说，其中既有死亡的凄厉与恐惧，也有爱情的浪漫与甜蜜，极富张力的叙事加上与电影艺术的结合，使得他的作品在民间受众极广，乃至成为世界反战文学的标杆和旗帜。
我国自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陆续译介雷马克的作品，迄今已将他的大部分作品翻译为中文。在雷马克的众多中译者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雯用力最勤，堪称雷马克中译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五册的雷马克文集，其中朱雯一人就包揽了四册，可惜坊间已难觅寻，好在如今世纪文景将朱雯的经典译本重新再版，并添加新译，组成了全新的雷马克文集。这是雷马克的幸运，也是中文读者的幸运。
（刊2019-7-5北京晚报，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7/05/content_11894064.htm）
《爱与死的年代》读后感(五)：《爱与死的年代》：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474.html
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27》如果不闭上眼睛，也许可以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可以看见更宽厚的大地，可以看见所谓的和平，看见已经告别的妻子，甚至看见失去联系的父母，但是，闭上了眼睛，一切都闭合了，仅凭着最后的想象——而这是最后的生，想象也在那闭上眼睛的一刻停止。
想象在停止之前却成为最后的希望，是一株草，一株被踩到一半的草，一株留着淡红色草梗和纤细狭长叶片的草，一株带着整洁样子没有死去的草。就像自己，被踩到了一半却还支撑着立起来，随风摆动却孤零零立在那儿，但最后，沉寂而分明，安慰而宁静，微小事物便充塞了整个天空，是生之死，是死之生，在没有边际的世界里最后成为一种意象：渴望成长，渴望被看见，渴望最后迎来那一丝的和平。
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死亡。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当死亡在最后一刻降临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了恐惧和不安，而是在一株草的闪现中得到了安慰和宁静。是谁制造了死亡？苏联人，他没有完全撤退，身前已经站着那些敌人，但是，当那一把步枪对准他的时候，他除了看见枪口的黑洞，他还听见了内心的呼唤，“他有很多的话要迅速地、大声地说出来……”他想对他们说，他想对自己说，而之前，他已经对他们说出了他最后一句话：“走吧，走吧。”因为没有想到是自己最后一句话，所以他面对枪口的时候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是子弹终止了他的话，枪声覆盖了他的声音。
死在面对面的敌人之手，死在不眨眼睛的枪口之下，这是格雷贝尔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战场上必然的命运，但是当他扔掉了步枪，当他说出“走吧，走吧”的时候，他是制造了和平的曙光，放弃武器，友好地放走她们，这是他想要结束战争的做法，但似乎只是一种个体的努力，终于他没有换来苏联人的理解，一把枪放下就意味着另一把枪拿起。而在之前，他却射出了子弹，当战友施泰因布伦纳准备摸出枪的时候，格雷贝尔甚至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作为战友的施泰因布伦纳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作为敌人的苏联人却得到了让他们走的机会，格雷贝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杀死该杀的，放走该活的。
一种战争的伦理观被颠覆了，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格雷贝尔做出如此的选择是为了什么？在撤退之前，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只希望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救世主，那样做，罪孽就比杀人更大了。”一生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但是在战场这个泾渭分明的地带，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国家有关，但是当自己违心去杀人，是不是变成另一种罪孽：忠诚于国家却违逆于个人？当自己为命运做出最后的抉择，是不是变成另一种解脱，像一株草一样最后充塞了整片天空？
其实，格雷贝尔的选择和死亡，都在寻找战争之外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活在你死我活的战场里，即使休假回到家乡，即使未了保护而去爱，他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法则——战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立场来划分，战争也不是用自己的爱来化解，所以在最后必然的死亡中，“各式各样的救世主”让人分不清罪恶和救赎，那个“爱与死的年代”永远交错在一起——而他的死早就是无数死亡中的一个，在别人的经验里演绎，最后成为了自己的归宿。
“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死亡从最初就开始了，那时的雪在融化，那时的大地一片沉寂，在苏联的土地上，他们看见的是不分彼此的死亡，“他转过身。死尸，那真是太多了。起初是别人，主要是别人。可是后来，死神逐渐侵犯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别人是苏联人，他们的尸体露出来之后直接扔到了露天的围场上，而德国人的尸体却要被埋葬起来，不同的处理方法，明显是一种敌我的分界，但是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许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格雷贝尔那时已经看见了眼睛闭上的那些死亡，“有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眼睛总是先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他们也再也看不见天空和大地，腐烂的肉体对于死者来说，不管是被埋葬还是被扔掉，其实都没有了尊严。
所以死亡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所传递的是战争的非人性。而对于看见了闭着眼睛且腐烂地“好像在哭泣”的死者的生者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才是瓦解生命意义的终极所在。格雷贝尔看见了死去的德国人，也看见了死去的苏联人，听见队友们在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也听见了党卫队的残酷，而在那个冬天，他不仅看见了已经腐烂的死者，也看见了活生生的战俘变成了死者——那四个苏联战俘被处决的时候，他们说到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但是一阵枪响之后，所有的声音和故事，和尸体一起被掩埋了——“把他们放进去，埋好。”或许是最后体现的人道主义。
当死神从他们侵犯到我们，仅有被埋葬的人道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当伊默曼说：“到那边去弄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来，立在这儿。那么，你这个卑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了。”有人的质疑是：“一个苏联人的十字架？”伊默曼说，因为上帝是国际的。但那只不过是谎言，何来国际的的上帝，何来普遍的人道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人就是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就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但是，对于苏联人的指责，其实是回到了战争的本性问题，弗雷堡说的那句话几乎可以定义这个“爱与死的年代”真正的罪恶：“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仅仅为了他们，我们才继续在打仗。这样，他们可以再当一年的权。为了这个，绝不是为了别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为了他们”，是为了那个指挥战争的权力体系，是为了一种帝国统治，所以奔赴在一线的那些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只是工具而已，他们的悲哀更在于被“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所控制，而在现场，施泰因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获得者，他在连队里的角色就是情报员和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战场上监视着那些直接面对敌人和面对死亡的战士，而当格雷贝尔休假回到家乡，那一双双眼睛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移除，所以当死亡处处发生的时候，罪恶也渗透到各个地方，而战争也成为这个年代的常态。
两年里第一次休假，对于格雷贝尔来说，也是幸运的，而当他乘坐火车，他的内心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他看来，离开战场就意味着去往一个和平之地：“它们通往家庭、安全、温暖与和平，通往那唯一留剩下来的东西。”一路上的确不再有弹坑，不再有破坏，不再有战壕和防空洞，“完整的屋面，没有毁坏的房子，枝枝丫丫的树木，像像样样的街道，正在上学的孩子。”但是当他回到哈肯街，家所在的十八号却变成了废墟，昨晚遭到了空袭，像是战争的延伸，而这一切和没有休假之前的战场上有何不同：“他父母一定倒在这堆废墟底下，他们一定还活着，在封闭在黑暗里，而且他们一定在用一双绝望的、脱了皮的手抓着，为他而呜咽着……”
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而曾经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似乎也零落在各处，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回家休假的意义，一方面是离开了直接的战场，距离死亡远了一些，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他发现了爱，一种是和伊丽莎白在患难中看见的爱情，另一种则是在老师波尔曼那里理解的上帝之爱。伊丽莎白是格雷贝尔父亲朋友的女儿，当格雷贝尔在父母杳无音讯的时候去找齐格勒的时候，看见了伊丽莎白，但是伊丽莎白告诉他，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而这一命运的降临，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情报员，“外面那个女人在偷听，她是一个情报员，我开留声机就是这个原因。”
依然是被监视的生活，这就是另一种战争。在和伊莉莎白相处的时间里，格雷贝尔看见了生活的希望，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保护一个女人不受侵害，而这正是战争带来的一种自救行为：“家庭、安全、躲避、舒适吗？也许是。可是希望的岛屿好久以来就已经悄悄地沉没在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孤寂底下了，前线已经崩溃，到处都是战争，到处，甚至在头脑里和心坎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说，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别人做的，自然就不是了。我们轰炸一个城市，那是战略上的需要；别人轰炸了，那就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并非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的规则，“什么是真理？”当他面对波尔曼的时候，他提出的是这个关于人类的信仰问题。谎言、压迫、不义、使用暴力引起了战争，当战争出现，是不是在其中的人会成为同谋？而另一部人则成为殉教者？
“一般人所说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才变成凶杀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相信它的道理或是它的目的呢？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也许就是格雷贝尔的疑惑，为什么苏联人起先是同盟者后来就成为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国际”的上帝？为什么轰炸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有时候又成为了罪恶？它们是不是在扭曲的战争中都不再有唯一的真理？而波尔曼对引用的那句话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暴力和爱是界限分明的，它在心中。所以在波尔曼的真理观面前，格雷贝尔看见了废墟中的那株菩提树，看到了火光中伊丽莎白的眼神。“作为士兵的妻子，你会受到保护的。”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表达了结婚的意愿。
为什么结婚？是抵抗孤独？是消除恐惧？是一起保护彼此？是不再被监视？但其实，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爱情以及婚姻都是脆弱的，就连为了结婚要各种证明以及需要证婚人，都变成了一种障碍，甚至一种危险，“我还一心以为结婚对她是一种保护，而现在却反而成了一种危险。”因为伊丽莎白的身份里隐藏着父亲关在集中营的事实，而这一切都会引发怀疑。而这或许也不是最主要的，“说也奇怪，恐惧的基础多么薄弱哪。”这才是真正无法逃避的现实，总是有各种爆炸，总是有门外的监听，总是会被分散，而当结婚五天，格雷贝尔看着身边的伊丽莎白感觉到一种幸福，“他想到有时候在战场上，人们谈起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女人和一个幽静的夜。”却谈到想要孩子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战争却又变成新的梦魇：“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或许和这个国家一样，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正是泛化的战争所引起的真正恐慌：在不是直接战场的后方，伊丽莎白被监视，波尔曼被逮捕，宾丁被炸死，这和战场上有什么区别？而休假结束，格雷贝尔必须回去，仅仅是因为不回去就可能被枪毙。怕被枪毙对于格雷贝尔来说意味着还保存着一种生的死亡：从战场上必须活着回来。但是火车站看见远处的伊丽莎白，没有说完那些话就分隔，似乎就是格雷贝尔命运的一种写照：他的爱留在未知的世界里，而他回去可能意味着真正的死。
“米勒阵亡了，迈内克和施罗德住在医院里。米克腹部中了一枪。他们说他已经在华沙死了。那批老伙伴谁还在这儿呢？对了，贝尔宁——他被打断了右腿，出血死了。”休假两周，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变成了死亡的符号，希施兰是幸运的，因为情报部门给他母亲的信里说他已经阵亡了，但是格雷贝尔却看见他还活着，也许下次可以写给母亲的信里报告自己还活着的——但是当苏联人开始进攻，一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子弹把希施兰的胸部都炸开了，“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他还活着了。”生死总是充满意外，却也总是脆弱，也许在那一刻，格雷贝尔体味到了什么是生命的超脱：不执著于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不执著于和平终会降临，也不执着于死亡总是痛苦的。
所以，他又回到了自己做出判断的“爱与死的年代”：口袋里是伊丽莎白的信，带给他的是温暖；面前的是进攻的苏联人，他可以趁机杀死他们却放下了枪；命令他的是党卫队情报人员施泰因布伦纳，他先下手仿佛扼杀了罪恶——可是，这依然是战场，从战场回到家乡，是让他体味到了爱的珍贵，而从家乡又回到战场，死亡是直接的，赤裸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弗雷堡的声音在他那里变成了最后的告别：倒下，却带着某种安慰和宁静，“生活——不会死——只是被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