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是一本由[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5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代政治哲学》精选点评：
●看的挺快的……比较推荐
●有些内容理解的比较模糊，需要再读一遍。
●跳着读
●感觉还是没读透，应该还会再读一遍。
●敏于志向，钝于禀赋。所谓公正，就是人的成就取决于理想和努力，而非天分与背景。
●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大致框架和核心问题勾勒得比较清晰了。主要局限在规范政治哲学领域，其他领域并未涉及
●非常好的入门书
●真正的论辩，不是从虚构出发挖脑洞，不是在概念自定义上原地转圈，而是怀着坦诚、耐心，为共同认可的公共生活目标提出原则方案，并为此提供具备公共合理性的理据支撑。金里卡对各种方案提出批评，摆脱同类作品中立平铺的写法，以其高水准的论辩参与说明价值原则并非平行的利益偏好，论者必须证明其方案在公平意义上具备说服力。此外，他在写作中展现全面的综述，又能为读者的延伸阅读提供足够多的优质文本、便捷的学习渠道。以兴趣出发能够相遇金里卡，对所有初学者而言都应是一种幸福。
●见过最棒的一本入门级政治哲学读物。对于各种流派的涵盖面还比较全。复印了上下两大本，随时作为参考文献备用。
●终于把书单看了二十分之一了。。。
《当代政治哲学》读后感(一)：后半部分写得就没那么通俗易懂了
很好地介绍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流派、争议焦点，派别之间的辩驳理由都显得很有意思。什么异端的思想其实并不异端，都有那么几个狂人在支持着，作为一个信念，这才是社会科学丰富多彩、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原因。 在看完罗尔斯的正义论后，一切的书都不枯燥，因为那本正义论实在难懂，正如译者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意思都明白，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这本书是周濂老师推荐的，前半部分很多内容都会跟罗尔斯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
《当代政治哲学》读后感(二)：小结
当代政治哲学家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自由主义民主，捍卫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有三个：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平等，自由至上主义。与这三立论连为一体的概念——权利，自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平等机会。这三种理论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
另一个阵营是批判和替换自由主义民主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公民共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
他们都批判主流理论，认为主流理论要么是在辩护，要么是在遮蔽根本的社会问题，譬如，剥削与劳动异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原子主义（社群主义），妇女的被压迫（女权主义），文化边缘化或文化同化（文化多元主义），政治冷漠（公民共和主义）。
另一个主题是责任理念，“责任”应该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范畴。其他流派指责自由主义民主过分看重“权利”。
自由主义民主有人认为起源于基督教或罗马法。但是更可能的是起源于现代国家的兴起，也就是起源于现代化。
所有人的利益都应该受到平等的考量，这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各流派的分歧就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就是如何做才公正。
其实，政治关心的，就是如何发动人们努力去做大蛋糕，如何在做大蛋糕后，保证分蛋糕分的所有人总体满意，如此，这个不停地做大蛋糕-分蛋糕的系统，才能高效平稳长久的运转下去。制定这个最佳的系统，就是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
自由，平等，公平。是作为现代政治思考的基本参数，因为这个时代文化已经设定接受了这几项根本价值。
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在虚无和纵欲之间摆荡跌撞了一段时间。
各种政治原则通常对应着一条直线从左到右的各个部分。根据这种传统景观，
左派人士，因为相信平等而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典型国家中国；
右派人士，因为相信自由而支持某种形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典型国家美国；
而居中的则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因为相信目标不清晰的平等与自由的混合，而支持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典型国家欧洲。
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一个基础理念。这是每一个政治流派的前提。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回应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最简单的表述是能够为社会成员创造最大幸福的行为或政策，就是道德上正当的。
功利主义有个吸引力是后果论。
功利主义大部分情况下都很好，但是在少数领域我们是不能讲功利的，而是讲道德，讲义务，讲责任，而不能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例如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就可以言而无信或歧视少数群体。
《当代政治哲学》读后感(三)：Will Kymlicka《当代政治哲学（2002）》小摘
[按语：最早大约是2005年的时候读过这本书，那时候中译本是上下卷，当时震撼其内容的深厚和清晰；大略11年的时候备课也翻阅了一下；因此，寒假是第三次阅读了。阅读中一个很深的印象是Kymlicka并没有特别重视Pluralism论题（因此他并不太看重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而且全书预设autonomy论题的普遍性，并以equal concern这样一个实质的道德命题来统摄全书），而是代之以特经验的多元文化主义论题。阅读过程中我以为这是Kymlicka此书唯一的重大缺陷，但读完，我却又犹豫了：或许kymlicka的视野是更有洞察力而切合事实的，而多元论不过是相关性较远的认识论论题？脑子里有点想不清楚或犹豫。另外一个就是Kymlicka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Rawls式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自然的出发点。[10，Nozick, Habermas也有类似的话，] 钱永祥先生在译序中言及从古典目的论到现代程序正当，但语焉不详。]
“第2版序（2002）”新增citizenship和multiculturalism两章，自认缺失了环境和动物论题。每一种理论都算是对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的诠释，（相应地是责任的主题）；同时设定liberal democracy居于中心位置，则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三种理论构成主流，而后有五个批判或补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
“第1章：导言”
政治（哲学）的传统图景太狭隘，遗漏了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和历史语境（社群主义）；另外，传统图景还暗示不同的理论持有不同的价值（左：社会主义－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平等与自由的混合，支持某种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则诸多的终极价值之间的分歧就无法解决。Kymlicka则采纳Dworkin的equality为共享的终极价值，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是在egalitarian plateau上工作。
就方法而言，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提供了边界，政治哲学关注公共责任，应契合广泛更宽广的道德框架。方法则是反思平衡。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论证。
“章2:功利主义”
关注作为政治道德的狭义功利主义，其吸引力源自信念“惟一融贯和系统的道德哲学”[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页10，下同]具有两个直觉：不依赖于可疑的形而上学实体，而是关注人的福祉；后果论因素。“对每个人的福利都予以同等重视的效用最大化要求”[13]对效用的解释：享乐主义；非享乐的心理状态；偏好的满足；有理据的偏好。以功利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后果论不再具有吸引力。（直接－间接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两个缺点：排斥了特殊关系；可能纳入不正当偏好。
对功利主义有两种解释。一种认其是对各种利益的平等考量；一种是parfit的目的论式的：是审美的、非道德的。Kymlicka说最好把功利主义理解为平等主义学说。但功利主义不是对平等待人的最好诠释：会将涉他偏好和自私的偏好计入。保障公平份额才能更好地实现平等关照。[46]直觉是：在形成偏好的过程中就应该将平等考虑在内。
功利主义在等级社会曾是变革的武器，但在平等社会中，却变成了现状维护者，不一定能支持少数群体的要求。
“章3: liberal equality”
Rawls优先于效用计算的fair share理论取代功利主义，打破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僵局，后来者都是在反对Rawls的正义理论时确立自己的理论。“将正义的理念局限在社会益品的平等分配上”[59]，以equal share为基点，veto是核心。Kymlicka的分析集中于difference principle，与机会平等进行了对比。第一个论证是诉诸直觉的机会平等论证：流行的机会平等观念是不充分的，忽略了natural endowment的差别。所以Rawls是从机会平等中开出一个差别原则来（途经自然天赋的不平等）。[64]金里卡说结论过强，且适用范围过广。第二个论证是契约论证，金里卡说这仅仅是澄清道德前提的一种方式，前提是平等而非契约。诉诸直觉与诉诸契约是合流的（金里卡对公共理性是不怎么考虑的），契约的好处：生动、使直觉更准确、提供一个超然的视野（又补充说impartial contractor与Hare的ideal sympathizer没区别）；但悖谬在于“人是目的”被遮蔽了。Rawls核心直觉的问题在于对选择与境况（circumstances）的区分时：为境况的不平等留下太多空间，而选择的空间则太小。“没有把人们所拥有的那些自然的基本益品作为确定最不利者的因素，…仅仅将得失理解为社会益品的得失。”[78]对primary goods的不完全运用。DP对人们对选择进行了补贴：当收入不平等时自由选择的结果时，DP制造了不公平。Rawls用primary goods取代welfare虽考虑到责任，但没有在两种不平等间作出区分。
分配应该是endowment－insensitive, 而ambition－sensitive的。[80]这是Dworkin资源平等方案的目标。Dworkin设想了满足envy test的拍卖（为选择承担责任）加上在先的保险方案（补偿自然劣势，当然只是second best，对残障者当然不够）。核心观念是：经过保险和竞拍，能确定一种公正对资源分配。用税收机制作为一种接近（无法测量相对优势或劣势；不可预测的Luck也是导致不平等的因素）。Dworkin的理论不易在政策上呈现出来。有几个激进措施：Ackeman的stakeholder society（利益相关者社会）；Parijs的“基本收入”；Roemer的coupon capitalism, compensatory education和egalitarian planner. 二十年的分配正义工作都立足于Dworkin的“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或luck egalitarianism的理念。
多数人以为liberal egalitarianism为福利国家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框架：从妥协模式向更复杂更抽象的平等原则。但关联遭到质疑，egalitarianism平等资源的要求超越了福利国家的运作途径，要求一次性的激进再分配措施；Rawls更强调社会角色的平等，而福利国家不能实现“无支配和依附的关系”。财产拥有的民主制没有具体内容。“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制度承诺无法跟上自己的理论承诺。”[99]对产业文明既不安心，又不挑战：对国家实现正义失去信心，又面临新右派对攻势，只能是捍卫福利国家，因此惊人地保守。注重敏于选择而非纠正境况不平等，反而强化了新右派的纲领。性别不平等是其最明显的疏忽。
“章4: 自由至上主义”[忽略了Hayek这一脉右翼，且不得不将Gauthier的方案解释为一种道德理论。]
ozick: libertarianism认为Market freedom本质上是正义的（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决定如何按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支配自己的能力和财产），这不同于效率论者或反暴政论者（Hayek，gray），后者都是工具性地捍卫市场自由。诺奇克的entitlement理论含三原则（转移、初始获取、矫正）最终结论是minimal state,但诺奇克不关注endowment－insensitive这个维度。Nozick的直觉论证（张伯伦例子：强调选择有说服力，但对境况则漠视）和自我所有权论证：用self-ownership来阐述“人是目的”。然而“从平等待人或人是自在目的出发，既不能推出自我所有权也不能推出财产所有权。”[115]异议1 self-ownership不会导致绝对的财产所有权：交换多于对自我能力的运用；诺奇克的正当占用test不会导致诺奇克的论点；世界最初也不是无主的。异议2自我所有权不是对treating people as equals的最佳诠释。同意、自我决定和尊严都导向自由主义的观念：Nozick注重形式的自我所有权，而实质的自我所有权更基本。“拥有自我所有权…不意味着摆脱另一个人的奴役…最好的办法是以平等的自由和平等资源的形式，缩小个人在资源控制方面的实质性差距。”[136]诺奇克的问题在于，对于undeserved talent其实人们并不具备正当要求。
基于互利的自由至上主义。Gauthier，mutual advantage与传统道德重叠，却要求实施的机制，用强制来保证集体理性。Gauthier主张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规则优先于自利的行为。但个体间的差异巨大，无法基于自利来辩护自我所有权，而且就是自然平等也无法产生道德约束。“正因为放弃了人具有内在道德地位的观念，互利理论就不是对正义对某种可替代的解释，相反，互利理论成了对正义的替代。”[146]互利只为财产权提供了极有限的非道德辩护。
Libertarianism as liberty。量化的中立自由与基于权利的自由的混淆使用。且在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划等号也可疑。这里借用了MacCallum的XYZ定义。“自由市场既创造着自由又限制着自由，正如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既限制着自由也创造着自由。”[162]作为自由的libertarianism在量化和道德化的自由间切换来辩护自己。
自由至上主义信奉选择，拒绝纠正境况的不平等，在实践中受欢迎，源于slippery－slope argument。但右翼流行与自由至上主义几乎没什么关系，而是福利国家的失败所致。
“章5: 马克思主义”
东欧消失后复兴的analytical Marxism，要说明marxism的道德正当性：否定Justice；或批私有制（剥削；异化），提供替代性的正义。金里卡说Rawls之所以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因为正义与道德平等具有紧密关系。[179，这欠缺说服力，也算是回避问题]marx拒绝用法律平等来实现道德平等对待。权利平等不够（但有比没有好）；正义过于关注分配（但Rawls和Dworkin都关注生产和所有权）；反对法律共同体，认为正义是补救性的道德：但爱为何要与正义冲突呢？正义是爱的先决条件和构成要件。正义排斥的不是爱，而是不正义。正义不仅仅是补救性的，况且多元性和不完美是人类的永久性特征。
共产主义的正义：在Rawls左边还有多少空间？区别在于平等私有VS废除私有制。只有所有权的社会化才能使得生产资源平等化。对私有产权的更深反对：剥削和异化。剥削：“不公平地利用他人”。马克思的技术定义：产品》工资。是科学定义还是道德含义？剩余价值的强制转移就是剥削，这一定义抽空了控诉的道德力量。更深的不正义是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Roemer从surplus到更宽泛的分配模式；Arneson:应排除天赋不平等和资源不平等，surplus仅仅是派生性的。剥削不是范例，须有在先的不平等分配的原则；私有财产权不一定产生剥削，社会化却可能产生对少数的剥削。需求：按需分配。不能指导，且不能为选择承担责任。异化：完善论的分支，卓越在于自由而创造性的合作生产。但异化与否并非惟一的价值议题，还有闲暇、消费、友谊等等。问题在于非异化劳动是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用。
还有一种socialist democracy，关注在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地位。Walzer：更具社会特征的平等观，存在不同的正义领域。但为何不是互补的，而是替代的？Miller 和Walzer：市场的不平等是公平的，却可能瓦解团结，因此需要由democracy来抑制市场的不平等；Kaus:不能实现分配，至少应该对社会的平等进行保护；不应去揭示耻辱，应纠正破坏社会平等的物质不平等。在socialist democracy与liberal democracy之间有潜在的冲突：社会民主要求较少。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对social equality有所忽视，但社会平等也忽视了物质资源的重要意义。社会平等是对分配平等对强化和补充。
劳动中心越来越难以接受，在实践上亲近平等（超过liberals），但在理论上以没有吸引里但labour为中心。
“章6: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的政治视野不包含任何独立的共同体原则，communitarianism主张共同体须被同等重视。Sandel, walzer, Macintyre,taylor等人立足于Hegel的愿望：安心接纳世界。一种攻击：自由主义误把正义理解为非历史性的，Walzer说不存在外在于共同体的视野。金里卡说Walzer是相对主义，违背了我们最深的共识[223，金里卡这里处理得太简单]一种最重要的挑战：对self－determination的挑战：自由主义错解自决，又忽略了自决的社会前提。为何要为选择娱乐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辩护呢？作出选择的惟一理由是过优良生活是我们人生的根本利益。自由主义有endorsement constraint论证否定国家完善论，支持neutral state。但对完善论而言，Rawls容忍了太多没有价值的生活方式。Rawls那里自由优先于确定的目的，而社群主义者则认为Self是嵌入在某些社会常规（practices）之中的。1、liberal self是空洞的，Taylor说共同体是权威视野，而liberals说个人具有拉开距离的能力。Sandel说constitutive ends,而Rawls的无拘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不吻合最深的self理解。选择VS发现。金里卡说sandel居于弱势[240-2，这里金里卡太简单了，缺乏证据]。但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算是对社群主义的不成功的第一次包容。Rawls从autonomy退却到tolerance，但millet制度并非自由主义宽容。自由主义的宽容与自主是一回事[246]政治自主会侵袭私人生活，政治自由主义并不能包容社群主义团体，不允许社群主义团体限制个人权利来保护其构成性目的。[256]而且新观念未必能拒绝补贴那些惯于奢华目标的人。金里卡说political liberalism是失败的，rational revisability/autonomy至关重要。在金里卡看来，社群主义只涉及一小部分公民，应该缩小其范围，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式来吸纳之，而非需要像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那么根本的、不当的改变。[261，在金里卡处，pluralism显然不是关注的焦点]
但社群主义还有一个重要批评：自由主义忽视了autonomy必要的社会条件，这由Taylor的社会论题提出：社会论题要求放弃state neutrality的观念，而只有共同善的政治才能维系autonomy的共同体，故国家须尊重主流传统。[262]过去20年可算作对taylor的回应：发展和实施自主能力的社会条件。a.保护文化结构的义务：自由主义的中立是自我挫败的；但Rawls说良善的生活能在文化市场中自我维系，保持文化结构不冲突于state neutrality，这里是国家完善论VS社会完善论的冲突。b. 个人判断要求助于共享和集体慎思。但这是误解Rawls，Rawls只是否认国家是集体慎思但适当场所，而社群主义很少区分collective action和political action；自由主义：“个人自主依赖于社会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268]c.团结与政治合法性：Taylor说政治中立性无法维系合法性。[270]Rawls认为：正义原则的认同就足以保证稳定性。Taylor说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学上是幼稚的，Taylor是对的：共同的政治原则不是团结的充足条件。政治体有边界，正义义务针对公民同胞而非人类整体（自由主义的逻辑要求world－state），自由主义预设了nation－state构成的伦理共同体。[272]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a sense of community，“自由主义用普遍主义的语言掩盖着它对共同体的信奉。布莱克注意到，在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理论中，都有一种术语上的抽梁换柱。从个人的道德平等出发的理论，当理论完成时就总会变成关于公民的道德平等的理论。”[272]区分“我们”与“他们”。[273，让人想起施密特]而共同体感不能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Rawls和Dworkin的理论假设了民主国家的存在。Solidarity要求比正义原则更强对共同体感。Taylor的想法是对的。有三种回应路径：共同的生活方式（社群主义）；民族性（自由民族主义）；政治参与（共和主义）。1社群主义天真地追求共同的生活方式，但传统恰恰是问题所在：传统往往是通过排斥妇女、无神论者、印第安人和无产者而建构起来的，且Sandel／Taylor无法说明共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的neutrality倒有优势。2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的第二种吸纳：liberal nationalism：国家通过诉诸nationhood来强化solidarity。[280]national identity为所有个体提供了尊严的源泉，nationalism创造了单一民族共同体的观念。Nationhood可克服Rawls／Dworkin的solidarity困难。确立边界的道德意义：忠诚和身份。[283]weak（共同的历史感、共同的疆域、语言和公共制度）与 strong（血统、宗教、和善观念），liberal nationalism与common good的社群主义有重大区别，为正义和自由提供了基石。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时代，nationality也在失去力量，但更地方性的社群主义却更不是出路。Liberal nationalism的真正缺陷在于无视全球正义。再分配与开放边界。但liberal nationalism已经是重要而脆弱的历史成就。
社群主义的两路径 constitutive self vs autonomy, social thesis: solidarity vs plurality. 向后看的与向前看的社群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和republicanism算是后者。
“章7： citizenship theory（公民理论）”
公民理论：整合正义和membership，调停liberalism和communitarianism。民主不仅依赖于制度正义，也依赖于公民的素质和态度，没有有质素的公民的支持，民主将动摇。90年代起，重点关注公民的行为和身份。Civic virtues就是Putnam所说的social capital。公民理论被视为对制度正义理论的必要补充。Marshall的civil，political，social rights理论是消极的公民理论，当代寻求积极的公民品德和理论。Galston的四种civic virtues；public reasonableness的品德，public reason：能被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理解和接受，与从投票（aggregative democracy）向对话（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民主理论过渡有关。Dryzek, deliberative democracy使得civic virtue更显急迫。“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有一个关键下限：必须存在着足够数量的、在一种程度上拥有公民品德的公民。”[308]公民共和主义有两种类型：亚里士多德式的，强调政治参与的内在价值，政治参与是生活的最高形式；自由主义式的（Constant）强调政治参与的工具性理由。Aristotelian挑战自由主义赋予社会的荣耀，重新把政治当作生活地更高形式。[312](Rosenblum:私人生活是civil society中的生活，而非pre-society.)Rawls区分republicanism和civic humanism，创造和维系正义的义务是间歇性的。Civility：意味着把他人当作平等者加以对待。 如何促进instrumental virtues呢？直接的方法是法律（国家），间接的方法涉及公民评的的苗床（feed-beds）:市场、公民社团和家庭是候选者，但似乎都有其缺乏，而教育这一答案最少被反对。但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须得到其它机构的支持，没有一种单一机构能充当苗床。世界主义的，譬如欧盟，但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场所。
理论上都承认citizenship具有独立的、规范性的作用。但在政策上却谨小慎微。公民理论的语言不过是用来掩饰在制度正义问题上的争论僵局？[334]是策略性的退却。公民视野未必比正义视野更有政策结论。
“章8: multiculturalism”
对Marshall的citizenship as rights的第二个挑战：承认的政治，多元性，要求包容身份和差异的公民观。两种等级：再分配的政治（经济等级）；承认的政治（status hierarchy）。Group-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因为citizenship意味着要求平等对待。最后两章就处理承认的政治。现在是前沿问题。Ethnocultural或minority rights议题分为三个阶段：1、minority rights在社群主义话语下。2、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大多数ethnocultural groups并非社群主义的，而是想要成为full and equal participants，也信奉自由原则和个人自主，而是就meaning of liberalism有争议。为何需要minority rights？Raz: 享有自己的文化是个人自主的前提。一些文化利益一致于自由平等原则，且支持少数人权利。语言和文化是环境而非选择。但有些minority rights会削弱个人自主，因此需要区分两种群体权利：internal restrictions和external protections，后者是好的，针对群体之间的不公平。这一阶段是真正的进步，但对liberal state有误解。3、作为对nation building的回应。国家都在扩展singular societal culture，在民族－建构之中，而多元文化主义不是偏离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而是对多数对nation－building的回应。五种类型：少数民族（亚国家民族和土著民族）、移民群体（要求更好的整合条件）、孤立主义的种族宗教群体、非公民定居者、非裔美国人。总之，“除非受到了少数的权利的补充和限制，国家的民族建构就有可能是压迫性的和不正义的。”[381] 批评者说多元文化主义的要求是任意的和歧视性的。回应：主流制度总是在照顾多数群体的利益；正义理论忽略了承认、身份、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反对者又说强调recognition会瓦解团结，但这缺乏证据。
多元文化主义也分成了向前看和向后看，取决于是否接受rational revisability。
“章9: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志在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性别平等于性别歧视（针对依据gender-neutral来解释性别歧视）。Mackinnon提及性别歧视的差异论：性别歧视是把性别作为一种任意而不合理的依据。差异论接受存在这对性别加以区别对待的正当事例。差异论成功有限，因为位置是在性别不平等中界定的，而平等要求重新设定位置和工作。Sexual neutrality是否产生平等，取决于gender是否以及如何在较早阶段被纳入考虑。不平等（免于抚养孩子的责任与绝大多数工作的相关性）的深刻根源在于“男人是在历史中按照他们的利益在设定那些工作。”[396] 男人控制着女人的一般生活机会，不存在随意歧视也许证明性别不平等无处不在：女人们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性别不平等不是随意歧视的问题，而是支配的问题。[398]MacKinnon提倡性别平等的支配论：女人要有平等的权力。要将这种支配论纳入自由主义，则需要修正关于公私领域以及正义／关怀的传统假设。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劳动成为焦点，古典自由主义将家庭关闭在私人领域之中，而正义只处理公共领域。有两种公私观念：1、state VS society，但Pateman指出：这无视家庭生活，公私之分成了男人世界之内但一种划分。Family没有被当作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是被遗忘了。女权主义会接受政治／社会的区分，但或许会希望政府干预以维系family这样的社会纽带。2、社会VS个人的区分，源于浪漫主义：social conformity会影响到individuality, 因此有right to privacy。“对家庭的任何外在干涉都是对隐私的侵犯。”[412]MacKinnon说隐私权使得女性在私域中的从属地位失去了政治意义。非自愿的隐私。Family privacy牺牲女性的个人自主。女权主义要释放自由主义的隐私权。但对family改革却是使得私人领域彻底政治化和公共化，这可能有损于私人领域[415]
ethics of care。女性被贬低到家庭领域。但有一个分支却严肃地主张，女性道德更好。Gilligan：正义VS 关怀。争论的焦点是责任标准：subjective hurt还是objective unfairness。事实上主观伤害既威胁公平又威胁自主。Ethics of care与功利主义一样，会要求无限责任。如果只有健康成人，则支持justice，但在有依赖者加入的情况下，事情会更复杂：正义模式与关怀模式在不同情况下发展，都不涵盖人都全部道德义务，而care的分配也是正义问题。Care也被视为公民义务，但这会威胁到justice的autonomy预设，需要用agency或integrity取代autonomy。这样则正义理论处于摇晃不定之中。金里卡将依赖者涉及到到的对autonomy的替代放到最后，似乎是说这是对正义的最深挑战？
江绪林 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
《当代政治哲学》读后感(四)：当代政治哲学的批判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是我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导论类书，他不仅清晰了论述了政治哲学最主要的流派，更有价值的是，他对每一种观点——包括自己所支持的流派，所不遗余力且准确的批判。
下文是在去年一年里，本人断断续续的读书笔记整理，大部分是手机记下的观点和体悟，是个人的记录。因此文中夹杂了部分我的个人观点作为补充论证，很抱歉没将自己的看法与原文做明显区分。若希望看到原文论证，可去找书来看，作者的细节论证和观点一样很棒。
本书虽然主要论述的是政治哲学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但很容易发现，这些观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难说政治哲学有何具体功用，但也许能帮助我们思考自己心里想要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吧。
一、功利主义
金里卡本人偏罗尔斯派的自由主义，但她认为功利主义理解该学科最重要的出发点，因此本书的第一张是她有关功利主义的分析。
金里卡认为，功利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其对人的正义直觉有非凡的吸引力。其一是功利主义倡导的目标不依赖于任何可疑的形而上实体而直接致力于增进的善，即认为人的福祉是重要的；其二在于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这要求我们检查相应的行为是否正义，需要去判断它是否产生了可识别的好处。后果轮吻合了我们对于道德和非道德领域（比如审美领域）的直觉，即如果有人说同性恋是不恰当的，但并无法举证谁从同性恋中受到了切实损害，那这种不恰当至多是一种审美批评。
金里卡又认为，这两个核心直觉是正确的。所以要挑战功利主义，就不能采取否定这种直觉的方式，而需要证明。有一些别的理论可以更好地阐明这两个直觉。
那么应该如何界定人的效用呢？功利主义有四种解释：（1）享乐主义，即快乐的体验感；（2）非享乐主义的效用，即对有价值的心理状态的体验感；（3）偏好的满足；（4）有理据的偏好满足。
前三种效用概念很容易被驳倒。比如一种类黑客帝国式的，给人插上各种针管来输入各种快乐或其他心理状态的体验，无疑可以满足前两种效用的解释，但却明显无价值。而“偏好的满足”主要问题在于，人会有不理性的偏好，当下的偏好如果与自己真正想要的相背离，那这种偏好显然不该被满足。而第四种解释虽然也广受诟病：人们很难知道什么样的偏好是“有理据的”，从而这个概念显得太大而什么也没有说。但金里卡认为，这个问题并非功利主义所独有，而在一切审慎道德推理中都存在，用这一点来质疑功利主义太不公平。
基于对效用的定义，功利主义者认为，正当行为就是最能使人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从这里开始，金里卡开始了批驳，她认为这一观点存在两个问题：
（1）功利主义排斥对了特殊关系的特定义务。功利主义要求把每个人看做平等的效用个体，但这就过分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特殊道德关系（如亲情和债务）。设想我欠了A100元，但如果我把这100元捐给贫困儿童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效用，功利主义者就会要求我捐了这100元而不是还钱，这明显不合理。当然功利主义会辩解说，考虑到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和A对此的愤怒，通过效用计算，大概率还是会发现还钱给A更增加效用。可如果A是个傻子所以他不会愤怒且我的行为不会损害人类社会的信任呢？所以功利主义的问题在于，仅把特殊关系考虑进了效用的计算内容，而非效用计算的前提。
（2）功利主义计算了不该被纳入的偏好。因为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它主张纳入一些可计算的偏好，这就会将不正当的偏好，比如歧视黑人的偏好也包括进来。为了避免以此产生的问题，功利主义派生了“规则功利主义”并解释说，歧视性的规则会损害全人类的长期效用，因此不会是功利主义所主张的。但这依然会产生谬论：虽然长远来看，歧视性规则会减少人的效用，但若长期持歧视性态度的人越多，越因为歧视而快乐，那么效用加总之后，歧视性规则的有害程度将会越小。
那么功利主义为何会产生以上问题？金里卡认为，这是因为功利主义本质上混合了两种支持效用最大化的解释。
一方面，认为每个人是平等重要的，所以应该平等对待每个人从而使所有人的效用最大化；既效用最大化是平等待人原则的结果；
另一方面，效用最大化有时会成为了独立的目的，在论证中可以脱离“平等待人的束缚”。比如如果现在的世界有50亿人，每人有19.99个效用；而另一个世界有1000亿人，每个人只有可怜的一个效用，但因为后一个世界的效用总额最大，功利主义就会支持第二个社会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效用最大化本身并非合理的诉求，而功利主义只有在论证了效应最大化是支持平等待人的最佳实现路径时，才能为自己的底层争议性辩护。
但同时，由于功利主义过分简化了“人与人平等”的理念，把正当偏好和自私偏好（比如歧视黑人）划等号，同时排斥了给予特殊特殊关系的偏好，从而使功利主义的世界里丧失了那些独立于效用的权利&义务的生存空间。功利主义将他人的权利与义务代入了效用计算之中，而非作为效用计算之前的提前原则，让它必然会犯下诸如“拿走一个他人不在乎而我很喜欢的东西是正当的”的错误。
二、自由主义
（一）罗尔斯
作者认为，在罗尔斯以前政治理论一直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功利主义，要么是各种直觉主义的大杂烩。直觉主义总是由若干第一原则组成，并为原则间没有排序，所以不成体系
因为罗尔斯理论的意义其实在于打破了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僵局，在罗尔斯之后，所有政治理论几乎都需要先回应他，这是他的“历史地位”。
罗尔斯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社会基本益品（包括机会，财富，自由等）等都必须平等分配，除非某种不平等分配可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简言之，罗尔斯认为不平等可以存在，但把握不平等程度的选择权，应该在那些较不利的人手上。这个叫做“最小最大原则”。
同时，为了避免直觉主义的选择困境，罗尔斯还为各种益品提供了排序，比如自由优先于机会平等优先于资源平等。
在这里罗尔斯采取了两种论证方法，一种是众所周知的无知之幕，但其实他也将其正义理论与机会平等观做了硬碰硬的对比——我之前没想到罗尔斯与机会平等理论的差异如此明显。
在罗尔斯看来，机会主义的实质是让人的命运可以“钝于境遇，敏于选择”，比如所有人都靠一样的试卷，跑同样的跑道。但这个理论虽然考虑了境遇的不同，却没有考虑天赋的不同，也就是机会平等主义会认为，只要规则一致，一个正常人跑赢一个智障/残疾人获得的收益也是公正的，但他认为这显然无法接受。
罗尔斯提出，人的命运是应该敏于选择，但又应该同时钝于境遇和天赋。那么如何处理天赋的不平等呢？这就导向了他的差别原则：只有当有天赋的人受益于自己天赋的同时，又能同时促进那些天赋较差的利益，这种结果才是公正的。
这里实质在讲：天赋不是由人的选择带来的，因此是“不应得”的，因此这种好运气的天赋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让其他人受益，才能平衡天生的不应得。
接下来讲一些对罗尔斯的批评。
第一，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选择原则未必是最优的。罗尔斯的最小最大原则认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如果在3个人的两种分配模式“10:8:2，共计为20”和“5:5:4，总计为14中选择，应该选第二种，因为最差的人待遇较好。但这其实是一个风险偏好问题，很可能有爱好风险的人认为第一种分配是好的，从而形成无知之幕下的另一种决定。
第二，在实践中，要弥补人天赋上的差距，让命运“钝于天赋”太难了，比如如何才能让残疾人和正常人公平地赛跑？这个问题在下一卡会再展开。
第三，罗尔斯的补偿机制，事实上又让“敏于选择”的原则受到了挑战。设想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人，聪明人和懒人。懒人只愿意吃饱即可，聪明人却希望不停劳作创作价值。但罗尔斯会主张，只有当这个聪明人境遇的提升，建立在懒人境遇也提升的前提下，分配才是正义的。这显然不公平，懒人并没有为他的懒选择承担相应代价
（二）德沃金
如何得以让资源分配既“钝于境遇和禀赋”，又“敏于志向和选择”呢，德沃金在罗尔斯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体系。
首先，如何让人为选择承担代价？德沃金设想了一种“人生拍卖”，一开始先假设每个人有相同的境遇和禀赋，此时每个人都会有相等数量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生活的稀缺品展开拍卖，最终拍卖的结果，必然是公平又让人满意的。此时每个人都把钱换成了需要的资源，每个人都不再羡慕别人。
但其次，如何才能保证人的境遇和禀赋在拍卖前相同呢？德沃金先提出了一个简单思路，在拍卖前对每个人拥有的货币先进行重新分配。比如可以认为一个残疾人需要至少100个货币购置来弥补他在天赋上的劣势，让他和普通人具有相同的能力，那就应该在拍卖之前把货币给他。
但这种思路虽然理论上完美，但却有一个重大缺陷：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给予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弥补一些人在禀赋资源上的不足。极端点讲，如果要使先天残疾和智力愚钝的人和普通人有完全相同的境况，那可能会让所有的货币在拍卖之前就分配光，其他普通人的初始货币将一无所有。但这反而阻断了普通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可能性。还是设想两个人的世界，如果那个聪明的人要把初始的所有资源（可能还不够，得欠款）都给予那个残障人，那么这将导致“聪慧者被奴役”，他不仅一出生一无所有，还得必须不停劳作才能偿还那些欠款，禀赋反而成了一种诅咒。
德沃金从而退而求其次说，也许我们无法完全补偿天赋的不平等，但至少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努力。可以像“无知之幕”一样，在大家不知道自己会处于哪个角色时，共同选择一个保险比例给到那些境遇不佳的人，如果人们认为30%是合理的，那这种在无知之幕后的决策就具有正当性。这种方面一方面肯定会导致残障者拥有比现在社会更好的待遇，但也会给普通人留下足够的拍卖空间。
简言之，德沃金在罗尔斯的基础上，更细腻地处理了天赋不平等的问题，并认为要让人们真正可以“钝于天赋和境遇，敏于选择和志向”，那应该把再分配的时间提前，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前就给予公平的境遇，而不是在事后给天赋差的人补偿（所以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做法并不彻底）。但德沃金也认为，保险+拍卖的办法只是实现其思想的次优解，但这世界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下面是对德沃金的批评：
第一，保险方案是“钝于天赋”的次优解决方案，而保险方案的社会实际操作方法，可能是福利国家的一种税收，却又只是保险的次优解决方案，因为税收只能在人们选择后才能收取并重新分配，因而违反了德沃金让再分配发生在选择之前的原则。
第二，无知之幕下的人如何选择合适的保险比例？这可能是一个超级困难的选择。假设你知道自己出生后有一半的可能性身强力壮，一般可能性残疾，那你会愿意提前让身强力壮的人为后者承担多少保险的责任？我们无法回答。有可能在给予足够多的保险后，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会发现自己既不想成为那个健康人，因为他被保险压的抬不起头，但也不想成为残疾人；因为虽然他的货币很多，但永远无法行动自如。保险方案不能让社会资源完全替代天赋，从而可能让两个人的境遇都变成差了。同时每个人都羡慕另一个人的生活。
第三，在真实世界里我们很难真正区分人们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发现天赋其实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选择，而试图测量人们应该为自己的收入负多大责任，这可能完全做不到。这个反驳直击了应得理论的核心，“你怎么知道哪些是自己应得的？”，而如果区分不出应得，我们就区分不出罗尔斯和德沃金的道德责任。
第四，德沃金的理论若想真的在世上实现，那必然需要国家结构在福利国家的基础上走的更远，让国家再分配的权力更加强大。但德沃金在现实层面却很很保守，他可能拿不准这是否是个好主意
德沃金和罗尔斯都尝试区分主动不平等（应得的）和被动不平等（不应得的）。对于前者，他们其实和右派的理论很接近了，但处理后者的思路却要求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跟对人认为要公平地处理被动不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我们很难在现实中区分主动和被动不平等，更因为我们难以给予被动不平等恰当的补偿，来让他们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这似乎是个很悲观的论调，但我却认为很有道理。罗尔斯和德沃金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者”，而他们的理论在逻辑层面之正确和对现实影响的力度之小，充分说明了运气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如何巨大而又难以被平衡干涉。
三、自由意志主义
（一）诺奇克：基于互利的自由意志主义
右翼有很多政治哲学理论，而自由意志主义（书中所言自由至上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决定按自己的意愿分配自己的能力和财产”。这貌似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内在其实暗含了一种激进的价值观，即“自由市场本质上是正义的”。本科的时候我也曾信奉自由意志主义，所以对它批评的笔记会写的更细一些。
许多其他支持自由市场的理论，大多是为了自由市场之外的其他核心理由而支持它。比如功利主义会认为，因为自由市场的运作可以促进社会总效应的增加，所以自由市场是好的。而另一些人捍卫自由市场则是出自于对政府不断扩大权力的警惕，认为自由市场机制可以有效阻止政府的垄断和腐败，从而避免“通往奴役之路”。
在这些理论看来，自由市场的作用是“工具性”的。假设功利主义者发现一定的市场管制对总效用有增进作用，或者忽然能出现一种不依赖市场机制就能够自制的政府系统，那这两派人就会转而支持别的机制。但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坚持【自由】在本质上的重要性，因此再分配是对人基本权利的侵犯，无论带来任何其他好处，其【本质上也是错误的】。
接下来，作者援引了诺奇克作为该理论的代表，诺奇克的“资格理论”有三个主要原则：
1.转移原则：任何通过正当途径所获之物都可以自由交换
2.初始获得原则：为人们如何初始获得物品提供解释
3.矫正原则：对不正当获取物品的处理原则
按照诺奇克的观点，只要人们的财产是正当获得的，那么正义的分配公式就是“各尽所择，按择所予”。在这样的原则下，国家只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对自由市场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以确保人们可以自由交换即可，再分配政策（如税收）和公共福利（如公立学校，公园）都不该有，因为这会损害人们自由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
为了证明该理论，诺奇克首先认为，自己的“公平份额理论”符合有关平等的直觉，因为它仅仅要求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份额拥有平等的自由处置的权利。因此他的理论中不存在“不应得”的概念。但左派自由主义者会问，一个天生残疾人和一个天生富翁拥有不同的资源，且富翁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而不顾残疾人被饿死，这种因纯粹天赋差异而导致的境遇差异，真的符合关于平等的直觉吗？
为回答这一诘问，诺奇克转向了“自我所有权”的论证方式。他的意思是，由于人应该被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所以人应该对自我享有完整的权利。而因为人对自我享有权利，所以对自己的天赋，和因天赋而造就的产出就也享有全部权利。因此，由于不能把人当作造福于其他人的手段，所以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天赋与财产的权利不可侵犯。而那种天赋高对天赋低的人享有责任的观点，其实是把天赋高的人视为天赋低人的某种资源，因而不能被接受。
但这种论证下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初始获得”的正当性。一个人的财产并不完全来源于他的天赋，比如土地往往是交换而来，而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土地得初始获得是否正义呢？反对者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一种正义的对财产得初始获得方法，那么基于财产权的理论就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历史的答案往往是，一个人最初是靠自己的力量拿到了一块无主的土地（像圈地运动那样），但这算正义吗？作者认为，如果靠力量初始获得土地是正义的，也即有力量的人在初始阶段先天有资格获得更高资源，这不仅本身不符合直觉，而且意味着在交换阶段，利用力量获取资源也是正义的，这就与自由意志主义对财产权的保护相违背。
这时候诺奇克论证说，理论上存一种正义的初始获得，即如果对无主财产的获取没有让其他人的物质生存环境变得更差，那么初始获得就是合理的（这被称之为洛克限制条件），而不需要经由他人同意。而因为不把财产私有会带来公地悲剧（负外部性），所以私有权（不管是谁所有）反而有利于每一个的生活。
但对此的批评也很直接：这里的正义条件仅考虑了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和尊严；以及更重要的，这里的“不变差”指相对于默认状态的，但明明还有很多种再分配的其他方法（比如罗尔斯的方法），但有关财产安全的论证并没有证明，这种私有财产权获取且不容任何人再分配的政策，是否也让所有人都变好了，而且显而易见，它其实让弱者变差了。最后，“无主的财产”这个假设本身可能就不成立，如果我们认为土地在初始阶段是共同所有的，那么任何初始的分类方法都需要经过他人同意才是正义的。
进一步地，批评人认为，诺奇克只是拥护了一种形式上的自我所有权，即每个人对自己拥有的财产有【法定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对于很对天赋差初始资源少的人来说，这种法定权利并无法带来【实质性】的自我所有权，因为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源决定自己的生活，可能不得不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才能生存。而只有左派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观点，才可以让每个人的实质自我所有权得以实现。
（二）基于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
诺奇克对自由财产权的主张是建立在康德“每个人都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平等待人的道德基础上的，但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认为，他的论证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自由意志主义不能建立在平等，而应该在自由的角度上。按这种观点，其实每个政治理论是在不同的自由和平等量上做权衡，而自由意志主义者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平等作为人的根本价值。
在左派自由主义的理论中，自由的价值是建立在平等待人的基础上，即因为某些自由可以让人之间更加平等，所以它具有道德正义性。但某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认为，自由具有独立于平等的根本价值，因此，一个拥有最多自由的社会是最正义的。那么，什么叫拥有最多自由呢？
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让社会中的自由总量最大化，这类似于功利主义的自由版。而这显然有很多问题：如果这样，那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来让自由总量更大，还可以为了牺牲一些人的自由来换取更多自由。而这其实就是把人当成了服务于自由这一抽象概念的手段，并不符合我们的直觉。
另外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能实现的最大自由。这是一种混杂了平等和自由的观点。而它与平等主义价值观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将每个人获得“自由的量”作为衡量权利的判断标准。
但如何测量自由的量呢？这会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我们很难将不同种类的自由量进行比较，比如出版自由和不受交通灯限制的行驶自由；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测量每一种自由量的具体大小。
所以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享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自由。这个观点认为，不同种类自由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根据其重要性而非自由量来进行选择。
但什么样的自由是重要的呢？诸如“偷盗的自由”是否包含在这种自由理论中所有可供选择的自由中？直觉上我们当然不想选择，因为偷盗是不道德的。但在该理论中，这种自由却必须被包含进去进行计算。因为，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本来就应该是由该理论推导出来，而不是前置定义的。也就是说，如果该理论发现，偷盗可以增进自由，那么偷盗就会是道德的。所以，该理论需要以一种非道德化的方式定义自由。
所以这里的根本问题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义体系来判断哪些价值是重要的，那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在生命过程中拿来了一个先验的道德化的重要性排序。某个自由为何更重要呢？自由本身并不能给出答案，我们还是要从自由背后的价值，比如民主的价值，宗教信仰的价值中去追寻。而追寻的尺度，往往会回到每个人的利益上，比如“民主的好处”，“免于饿死的好处”
事实上，每一种自由都可以表述为“A有不受B的阻碍去做C”这种格式，所以关键在于，谁拥有这种自由？如果没有遗产税，那无疑增加了继承人的自由；但如果有遗产税，则无疑增加了别人（比如需要再分配的穷人）的自由。那么，哪一种自由更多，或者说更重要呢？基于自由的道德理论本身并不能给我们答案。
不过自由意志主义确实发现了左派自由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基于人不平等的境况，就可以对其他人的财产提出要求，那么这种要求的尽头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使人的境况平等呢？这种纠正不平等的策略可能会滑向对人的奴役。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幼儿时期不同家庭的关照技巧会显著影响一个人成年后的选择，那是否应该抹去这种差异，采取统一的社会化抚养？进一步地，如果人的天赋对每个人的影响如此重要，那为何不尝试消灭天赋上的差异，去尝试一些基因工程技术？这类滑坡论证所指向的是，对人的境况与天赋的干涉，不仅可能导致强大的社会控制中央计划，甚至可能让人的参差差异不复存在，境况平等的道路会导致人类失去个体特征吗？
这可能确实是一篇批评左派政治的科幻小说的不错思路。
四、马克思主义
1.“正义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要
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它要高于自由，共同体，效率等价值。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正义理论本身只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优良的共同体中根本不需要关注正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义的条件包括两种：a.目标的不一致；b.资源的有限。因为人们目标不一致且资源缺乏，所以才需要正义理论来调节资源分配的矛盾。
按照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共产主义所致力的目标，正是要消灭目标的不一致，以及资源的匮乏。在未来社会里，所有人都应该享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由于人的善观念完全一致，也就不会做有关权利义务的考量。同时，由于未来社会的极大发展，物质资源将极大丰富，物质匮乏也不再存在，也就不需要再为资源分配展开斗争。
因此，正义理论就被马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补救性的道德，它只是在实现理想社会之前的一种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妥协。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如果我们沉溺于正义理论的繁文缛节中，就会忽视真正的共同社会、共产主义的目标。因为当人们越关心自己的权利，就越为忽视他人找到正当理由，就离理想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更远。所以正义理论是没有价值的。
不过，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承认，冲突，匮乏几乎是人类永久的特征。有些资源必然是有限的，比如一张演唱会座位第一排的票。就算两个人对音乐的喜好一致，对这张票的欲求同样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无法由生产力提升来解决。如果分配不可避免，那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关于分配的正义理论。
2.废除私有制的正义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传统左翼自由的正义大相径庭，即使他们都具有平等主义的特征。罗尔斯希望让每个人获得的私有资源尽可能平等化，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却很简单：【废除私有制】，采取生产资料和公共资源的社会化才是正义的。一个直接让他们反对罗尔斯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拥有财产的民主只是一种想象，私有财产制天然会让一些人受到政治压力的迫害，只有让生产资料社会化才可能实现平等。不过这种断言还太粗糙了一点，缺少很多关键过程，同时无视了很多左翼资本主义政党的现实尝试（比如北欧国家）。不过，马主义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反对私有资产的原因。
3.剥削
第一个理论说，私有财产不正义，因为它允许“买卖劳动力”，而劳资关系/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正义的剥削关系。
但为什么是剥削呢？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采用了一种很技术化的定义，它常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其论证是：
【a.劳动者才是创造有价值的产品的人；b.但资本家却获得了一部分价值；c.而产品的全部价值理应属于劳动者；d.所以劳动者被剥削了。而同时，劳动者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接受雇佣，必然接受剥削，所以这种社会制度是天然不正义的】。
在这个论证里，雇佣关系必然是剥削关系，因为如果资本家不获取价值，他就没有利润，就不会雇佣劳动者。但劳动者创造了产品后，却无法得到产品的全部价值，这是不正当的。
但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这个论证很奇怪（虽然中学好像没有），因为它太强又太弱。
说它太弱，是因为它把非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排除在剥削之外。比如在一个社会中，妇女不被允许工作，马克思主义反而会认为她没有被剥削，而如果她获得了工作权，则境遇反而是变差了。同理，残障者，乞讨者因为没有进入雇佣关系，所以也没有被剥削，其境遇要优于工人。这有点匪夷所思。
还可以假设，如果因为未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福利的强大，使得资本家可以雇佣机器劳动，而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所有无产者一份足以维持生活，但不足以让其发展其潜在能力的收入。这种情况下无产者可以不需要劳动，也就免于被资本家剥削。但这是一种好的社会吗？在自由主义的左派看来，这种社会仍然存在深刻的不正义，因为它仍然存在对生产资料的不公平占有，而这种占有导致一些人无法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收益却是“不应得”的。因此，对劳动的剥削只是“不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不是不正义的全部。
说它太强，是因为它认为所有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都是邪恶的，这个观点其实很成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劳动，资本，技术都是平等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家投入了资本，承担了风险，认为他不应该获得产品中的任何价值，本身就违背直觉。雇佣者往往为被雇佣者传授技能（学徒制），给予固定工资（现代公司制），并提供生产资料，所以理应获得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我们假设一个只有两个人的社会，一个人喜欢休闲和消费，他不想承担风险，所以愿意被雇佣；另一个人愿意积累和冒险，所以他购置了资本想要大展宏图因此想雇佣别人。这种一拍即合不是很好吗？为何会产生剥削？相反，强迫两个人都处于相应环境下的社会化生产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才是剥削。
所以劳资关系不一定带来剥削，也不一定不正义。同时，还可能存在没有背马主义剥削理论所关注到的，劳资关系之外的剥削和不正义。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对于工人的生产过程过分关注和偏爱了。
4.异化
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支，从一种“完善论”的角度，强调私有财产阻碍了我们发展自己最重要的能力，这就是异化理论。
完善论认为，对资源的分配应该促进“人实现自己之为人的独特潜力和卓越”。它声称某些具体的生活方式能构成人的完善，且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在公共领域被政府所促进。而自由主义理论却不试图促进某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希望让个体在不同的生活中做自由的选择。
就马克思而言，人之所以能够卓越，就在于他有能力从事自由而有创造性的生产。如果某种生活方式妨碍了这种需求，那就说明生产者遭到了异化，让我们与人的本质相疏离。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劳资关系异化了我们，它把工人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受自己控制的纯粹商品，这使得劳动缺乏内在满足，不利于人的完善，所以应该废除私有制并让生产资料社会化，这样每个人都能去组织生产而实现人的内在价值。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手段，但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忍受；而社会主义则将劳动本身成为了目标，工作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对此的反驳是：自由主义者也承认非异化劳动优于异化劳动，但异化理论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把劳动的异化当作了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一个人可能除了劳动之外，还会看重收入，闲暇等等其他东西。有可能非异化劳动更好，但异化劳动却能让人获得更多满足人其他偏好的资源。比如可能一个人可以通过从事2小时异化劳动或4小时非异化劳动获得同样的收入，那可能有一个人更愿意选择前者，而用省下来的两小时干点别的。
此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斥责道，你为什么想干点别的，可能你已经掉入到“消费主义陷阱”里了，从而没有意识到非异化劳动才是真正的价值。但是否所有消费都是某种病态症状呢？如果有人只想用这两小时异化劳动获得的收入，去听一场2小时的古典音乐会，或者任何其他提升技能的正当消费，难道这个人不能如此选择，而只能从事时间更长的非异化劳动吗？
异化论把非异化劳动拔高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默认所有人都会把劳动当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但其实有很多人不是如此。这种完善论观点并没有给人偏好的多样性留有多少空间，所以在暗地里已经隐藏了很深的对社会的强干预理念：比如生成除劳动外的“认知能力发展，情感发展，游戏，宗教，爱，闲暇，收入”的追求都是不正当的，是封建主义或者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