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我的《读书笔记》50:
第三讲:清代(清代的部族政权、清代考试制度、清代统治政策、民众反抗运动、变法与革命)1.清代的部族政权: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政权都因考试制度选拔读书人,掌握在读书人的“士”手里,汉到明都如此。然后清代则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譬如元、清两代的蒙古人、满洲人形成的“部落政权”,不是由皇帝个人掌握整个政权的,政权后面,是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是存有私心的,是私政权。清代这种私心的政治,如何做得下去呢?是因为皇帝背后有固定的私势力集团——全部满洲人撑腰。清代地方政府从县、府、道、省,从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再增设总督和巡抚,变为五级。
2.清代考试制度: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而清代的部落政权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此项制度也成为了愚民政策。
3.民众的反抗运动:清代人想讨好民众,但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服帖的官,不许走正直的人,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例如陆续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
4.变法与革命:太平天国灭亡后,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而当时的形势是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落政权,显然前者是正确的。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即可。后来满清推翻了,但后面重新建立政权的道路却是崎岖的。一个国家的统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的权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不能再建设。孙中山在主张革命之后又主张应该有一个心理建设,也就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信仰的“权”。
——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点自己的思考:
清王朝为自秦开始的两千多年封建时代划上了句号,主要原因来自于清王朝的政治私心与腐败。从最初努尔哈赤夺取明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目的在于维护满清部落异族的权利与利益,这一出发点使得清王朝被建立之后,政府的职权也就自然集中到了皇帝所代表的满清部落集团手里。
满清政权——这股私势力源自于一个少数民族,而中国社会历来汉人最多,自然汉人充当了社会民众的大多数,满族人则是那一小部分人。当一个国家的发展仅依赖于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置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顾,甚至不惜以某些手段打压这部分人的利益以巩固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就是背离了发展的根本之道——民心所向,那么注定是要腐败灭亡的。
常常,我们看到统治国家的权利似乎总属于一个人,这个人作为一个国家首领、一个国家元首,代表着最集中、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封建王朝存在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从秦汉伊始,历经唐宋,到最终的元明清,都是由这样的形式进行国家的统治。而其实,与其说是一个人在统治,不如说是这个人背后的一种力量、一种阶级在维持这种统治,这更应该是我们所看到的。
秦代存在时间较短,但也容易知道是赢氏一族的天下,二世之后延续统治的也将是赢氏血脉。诸如此类,汉代是刘氏家族,唐代是李氏家族,宋代是宋氏家族,明代是朱氏家族,都是以开国皇帝这一脉相承的世袭制延续国家的政治统治。
单论元、清两代独特的蒙古部落政权、满族部落政权,相比封闭的家族世袭制,则显得似乎稳定、进步了许多,但是实质上因为将政权和利益都集中到了私人集团手里,而不是像世袭制一样:皇帝仅是作为一个管理职位,发展的利益核心还是以民众为主,因此制度上是退步了。显然,不应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制度,而应该像孙中山那样的人对政治、社会都有深刻的观察,认清形势和国情,才能作出正确适宜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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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