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国家·大学》是一本由甘阳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5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一)：所谓左派的理性之作
提甘阳，知其为自由主义的开山者之一，后又成为新左派或保守主义者。思想不固守，并愈发有境界。此书尚未读，然充满期待。左派与右派能够都如此书作者一般有渊博的学识和理性的逻辑，再去论战，舆论空间则净化的多了。而如司马南等跳梁之辈，可驱逐出境矣。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二)：都是爱国者
说实话，不太喜欢这种把以前发表的文章整理出来集成书出售的方式，更何况有些就是“草稿”，还不能称其为文章。也有些错误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导论第8页中讲到“自宫化现代化道路”竟然以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喻。不过，书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不知道的，或者是一直误解的，一定程度上是一本很有益的书。更何况，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一个趋势。另外，不管持何种观点，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大家各自口下留情。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三)：【转】文化保守派们的聚会
文化保守派们的聚会 (2011-12-31 01:04:49)
借着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在北大发布会，中国时下的新左们和文化保守派们在一起聚会，听了一天，确实很“保守”。在“国策思维”下，这些“儒生”们希望得到意识形态的恩宠，重回到历史上的儒家主导地位，鼓吹着“儒家社会主义”的口号，想要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外走一条中国之路的现代化，但是现实又确实没有这样的国家，他们想着中国能成为一种“可能”，悲观与不够自信的自信交叠在讨论之中。时下西方出现的经济危机，中国所谓的GDP第二，像是提供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文化自信，讨论中不乏那种对美国没文化、西方没落的腔调，且不论中国当下现实如何，听听这些人的观点，在想些什么，也挺有意思。
现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发言，不知道是谁提出的，如果用”儒家”修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关键词的话，那么是否也意味着存在着“儒家资本主义”，日本、韩国、新加坡能称为“儒家资本主义”吗？这个观点问题问得挺有意思。
不想多说什么，来此一趟只是想听听中国这一派们在想些什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d66abb01011c8f.html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四)：赢与输——书评之一
发布会那天我去了，又走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但我想那么多我尊敬的老师，都愿意挤在那个屋子里谈论问题，还是应该听。
85-87页
我们看《剑桥中国史》金元那一卷，都是从少数民族看，从这样一个民族看，首先中国就成了一个麻烦，成了一个question，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一个自然性的存在，而本身是在被各种力量、社会力量、族群力量构建出来的。……
这样一个perspective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学术上会对中国学术界提出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来说，……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那可以认为这个挑战带来的学说本身就有一个瓦解中国的趋势。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这样去谈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做一个assumption，去假定人家对你有什么恶意，这不是的，未必是，有些人可能有，有些人未必有，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处在西方整体学术环境的paradigm下的一个转移，一个shift。……
感想：以前对地方史的研究没有太多反感，直到有一次听中研院一个前辈搞闽台地方史，听说有一本研究题目叫《闽帝国》。当时感觉敌意无以复加，妈的我们大陆人民开放海峡西岸跟台湾加强交往，闹了半天你们还拉南洋诸岛弄什么“闽帝国”？
随即想到面对田爷爷的课上美国汉学矮化朱熹的种种严密的研究，有位兄弟负气离开。我一开始钦敬他，因为我不久了解到来这课的多已、或即将、或想要拿到美国的offer，这课说白了是留美学术预训营，而我们这群热血青年，就是陪练。但後来我又不那么佩服了，觉得冲冠一怒，我们还是输了，如果想赢，还要做方法论的反省，要入室操戈。
汪晖的书我在看，批评也一堆，借用别人的研究开展自己的叙述，必然双脚站在流沙之上。但古代史的人，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部分搞古代学问的人都有一种文献学的傲慢（在西学是外语的傲慢），这才比较绝望。
打四颗是因为书里很多文章是录音整理稿，没有脱去口语的痕迹，表意有时都不明确，英文更是一塌糊涂。包弼德的名字都写错了。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五)：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与英国经济史
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与英国经济史
在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中提到，“19世纪时，英国思想中有个潜在的东西，即多数人可以在文化上提升到少数人一样的高度”，”上层阶级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要在文化上把下层阶级整合进来”，致力于培养出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
此相对应的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教育，“1954年成立工人学院，……1873年在剑桥，1876年在牛津都建立了校外教育”，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授课对象正是工人阶级。
无论对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工作成效如何，中上阶级将社会工作的重点放在高级文化的推广与拓展上，希望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这背后体现的老式绅士心理，以及所对应的英国公共普及教育的迟缓、极少有大学重视科学和工程教育的社会现实，是否会有损于英国经济的发展？
甘阳强调英国历史中文化传承的一面，可惜于1960年代英国学习美国用职业化教育代替了之前的劳工学院，又称“凡是中国人写的英国史一概都不要看，完全不靠谱”，又是否走向反面的偏颇？
回到经济史，（以下引文皆出于《世界经济简史》）“1750年至1850年这一世纪内英国的工业增长率远远低于其早期的表现，……更难以解释的是，从1873年到1913年，，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
撇开其他技术性因素，书中指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企业家的失败。“维多利亚后期的企业经营者们，那些家族企业的创立者的子孙们，渐渐丧失了他们先辈的勇气与活力，一味陶醉在休闲典雅的老式绅士生活，……在引进和应用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方面……步子缓慢，漫不经心。”那时企业家们一旦发家后，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乡村购置一块地，将家安在豪华别墅中，雇佣几个仆人，过着传统的贵族式生活。书中总结道：“18世纪……那时的英国社会远比那些旧政体时代的欧洲国家要更具开放和流动性，但一个世纪以后，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了。”
英国的中上阶级与下层阶级，就这样在一个文化整合的套路中被其他国家中所迎面赶上。
文化与经济，这样一个韦伯式的命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从历史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是完全符合世界社会历史发展上的经验的。当下的基础教育，功利化、平民化、职业化，与30年的的经济发展实际是相关的（当然高端的职业技术教育这方面还缺乏）。我一位在乡村支教的朋友说，那些大山里的孩子最希望的出去读大学打工挣钱，而对老子、孔子缺乏兴趣，对此你又能辩解什么呢？这不是完全正当的吗？
甘阳老师找到了历时的潜流，我相信在适当的时机下潜流便会爆发出来，成为主流，直到现在，英国一位教授写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书里都是英国的味道，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我对甘阳老师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仍然十分认可。但是这种教育如果最终成了老古董的复辟，沉溺于“复兴大业”等空洞的字眼，背后缺乏历史的、科学的支撑（部分文中有，比如乡村工业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基层生产队的对应性），缺乏对其观点对立面的吸纳整合，我觉得也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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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有限，文中的一些过于感情化的副词只是行文方便。文只做一参考，对阅读的朋友有启发即可。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六)：从富强走向文明 ——《文明 国家 大学》读后
在来博雅学院的路上，我将甘阳先生的新作阅读完毕，对于其中谈论现代政治部分，自己更感兴趣一些。在谈论当下学术界的时候，甘阳先生认为学术界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理论，而这一点我是深感同意。在当下的学术界，对于社会理论陌生的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更多的人是将社会理论当成万金油式的研究套路。而对于社会理论中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部分却付之阙如。当这个社会整体的研究思路，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式研究思路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古典中汲取资源。
甘先生对于现实问题，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对于现代化转型这一重大问题上，他明显通过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提出要建立现代国家而不是一味的西化。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稀奇，对于中国现代道路的讨论，其实自1840年之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对于现代社会的想象更多像是停留在对于西方社会的模仿上，因而西化就取代了现代化成为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但是，甘阳先生通过对于土耳其模式的分析，让我们看出了即便是完全将传统割裂，也并不能带来稳定的现代化，这种模式还往往带来民族精神分裂的痛苦。对此，我认为甘先生的视角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文化作为现代性转换的重要因素，而往往被知识分子阶层粗暴的对待，以至于会产生现代化过程的精神分裂。
当然了对于民族文化，甘阳先生也并不是一味逢迎，而是将其作为现代化转化的重要资源来看待。对此，甘先生不但对于中国道路致意再三，而且更注重对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西学源流》的总序中，他就认为西方学术所面对的是西方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他不能将其解决方案推而广之，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对于西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角度上讲，甘阳与刘小枫先生在近三十年不断向国内推荐西方学术界的新书和好书，让我们能够从传统学术的视野中解脱出来，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面对西方，在今天的语境来看，就是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而今天这一问题似乎更加迫切，我们面对美国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政治界普遍进退失据。由于，知识阶层普遍认为美国就是现代化的样板，跟随美国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捷径，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是否应该走这条屈尊第二的道路。甚至，美国是否需要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些问题，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仅是面对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是面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选择一条更加理性的方式，而且选择一条更加激进的道路。对此，我总是在想，为何近代追求民族富强的道路，却往往选择一条乖戾的方法呢？
在最后一部分，甘阳先生着重谈了大学问题，这也是十年来他一贯的立场与思考。对于大学改革的问题，甘阳选择了通过博雅教育，来解决中国当下现代性危机的道路。这条道路，他从鼓吹呐喊，到在中山大学进行实践，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今天我们走入到博雅学院进行交流，也是希望真正体验一下甘阳先生的理念的结晶。对于其中细节的设置，我自己还是不无微词，但是对于博雅学院的理念，我还是相当的认同和期待。毕竟，在整个现代大学危机中，高喊着解决方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甘阳先生的博雅学院，就是现代大学改革中的重要一个试验场。当我们真正面对实际的校园生活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心存疑虑，是否这就是博雅精神真正的体现，亦或是这还仅仅是博雅理念的初步展开？
对于一个出生的儿童，我们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希望全部置于其上。但是，我想如果能够了解到博雅精神在中国大学内可以扎根，可以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就已经令人非常感慨了。毕竟，他已经让年轻人重新走回课堂，走入知识的殿堂，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世界。
整个一部书，我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浏览，这也花了我差不多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对于其中已经了解的部分，我并不觉得有太多的难以理解的部分，而且也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对当下的所有问题有个全面的解决。我只是希望如果我们年轻人能够站在他们那一代学者的肩膀上，对其学术思考有所了解的话，也许能够占得更高，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案出来。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七)：【转】中国崛起与文明国家
中国崛起与文明国家
21世纪经济报道 魏平 2011-12-23 23:13:18
核心提示：在进入新世纪的十余年间，这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根据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观察家分析，答案大都是中国的崛起。
在进入新世纪的十余年间，这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根据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观察家分析，答案大都是中国的崛起。在今天，21世纪是否是“中国世纪”，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感到荒唐的问题，而是诸如《月食（Eclipse）：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著）、《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著）等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的作品郑重研讨的问题。
如果要追索这一问题在中国国内被明确意识和深入讨论的过程，《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2月27日主题为“中国世纪”的年终特刊，以及甘阳所作的该期特刊导言《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是一个开端性的节点。一年半之后，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5月9日推出题为“中国世纪”的封面专题，事实上只是在呼应中国同行所提出的问题。
在甘阳新近汇集出版的文集《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年1月）中，《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扩展后的版本被作为全书的“导论”。列于其后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2005年年终特刊的访谈《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与《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不难看出，甘阳题为“通三统”的文章，即是在上述三篇年终访谈基础上发展而成。甘阳在2002年结集出版的《将错就错》（三联书店）中，曾有“美国世纪”一辑，指出所谓“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通常认为是美国《时代》杂志老板卢斯在1941年最早提出的。也许，这启发了那些已经意识到中国崛起大势的新闻人，从中国的角度提出“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揭示正在发生的未来，实践自己的新闻抱负。甘阳的论述无疑引导了这一议程，率先打开了有关“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的视野和空间，成为这一议题无法绕过的重要成果。
在此考索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与“中国世纪”之间的关联，乃是要指出，阅读此书需要对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与政治自觉有充分的意识。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命题、“通三统”的论述、“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呼吁，还是重新阅读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甘阳关心的首要问题都在于，中国能不能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创造可能性？又如何可能？恰好是这本文集的最后一段指出，“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来对全球的统治，而只有中国民族具有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做中国人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需要朝向这个目标而奋斗。”
不过，如果因此认为甘阳是简单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恰恰是他和刘小枫等学者一起极力呼吁“重新阅读西方”，在晚近十余年来引领一批年轻学者刷新了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对于甘阳而言，一方面强调中国要有打破西方统治的抱负，一方面又非常强调了解西方的重要性，这两种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的主张其实是自洽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对于理解他的“文明—国家”、“通三统”与大学通识教育的论述至关重要。
这两者之所以不矛盾，原因在于基于对西方的“重新阅读”，甘阳意识到西方的现代性始终伴随着对现代的批判和检讨，而古典传统则是批判性最为重要的支点。当甘阳讨论中国问题时，这一发现转化为“重新阅读中国”的方法论，即中国古典传统可以是、也应该是中国批判现代性的支点，是中国“反启蒙”的支点。这一主张事实上是他论述“文明—国家”等问题的真正基础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文明”（主要载体是“大学”）成了甘阳的“国家”论述的核心内容。今天，在诸多观察家对于中国经验的讨论中，不仅常见对于中国经济腾飞原因的各种各样的分析总结，而且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地看到他们对于中国政治模式成功之处的分析。甘阳总结“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时也对经济政治有所分析，而他的兴趣更在于经济成功等方面的“文明传统”基因，例如中国人“家”的观念和海外华人“叶落归根”的观念。而且，在甘阳看来，关键之处不在于中国传统文明有助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应该以、也将会以“文明”的方式崛起。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3/yOMDM2XzM5MDgyOA.html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八)：阴谋论 （借坑发挥）
有些人“反思”说中国人就喜欢玩弄阴谋论，足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内心的阴暗。我对这个论断大致有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大抵是因为我对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是怀疑的。能发自内心看到阳光的人固然值得欣赏，但我总怀疑这样的人是少数，是大浪淘沙以后的金子，所以弥足珍贵。相反，那些谴责别人论述“阴谋论”的人，其实心里说不定也有阴谋论在作祟，以自我的阴谋论思路揣度他人的，并不显得你就崇高了。我有时候觉得某个事件背后有一个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脉络，去掉学术的语言的包装，其实的确可以称为一种阴谋论。然而在学术研究的思路里，只要你有材料论证你的阴谋论，然后看有没有人买你的帐，最终才能确立这个阴谋论能不能成立。所以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被认定的阴谋论就等于真相，没有被论证的阴谋论就一定不是真相。举个例子。陈永发说中共在延安种鸦片，我认为就是一个学术阴谋论，因为他对“黑金”的论证都是在揣测加排除法，并没有任何一条材料可以直接说明真真正正的鸦片种植的存在。但是很多人买他的帐，理由也多有不同。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拿历史作政治上非议的工具。历史阴谋论和现实阴谋论怎样穿梭在一起，以追求历史真相的名义，在后现代者看来，未必是崇高的。
再者，把阴谋论只说成一个民族的问题实在有些特殊论的论调。不过挪用这样的论调来论证所谓中国的特殊性，说不定也是一个有趣的方向--因为在那么多中国人的眼里，寰宇可见惟有中国人自己内心充斥着阴谋论，那还不是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基础？接下来，说不定美国人也有个特殊的文化心理基础。昨天我看了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里面有个段子说有学者批评冷战时期美国官方和政治学界对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两个高度概化标签的术语的使用有双重标准的嫌疑，后来美国官方人士站出来辩驳说我们就是要搞双重标准：同样是集权政体，极权主义是用来形容苏联及苏联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政权，而威权主义形容的是美国扶持的一些集权政体，而且表示，对于美国能够影响到的那些“威权”政体，只要美国想让它民主它就马上能够民主了。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美国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它的民主化还是威权政体的维持并不是它自己说算的，而是别人说想怎么样就马上可以怎么样的？我不小心自己又栽倒在我自己阴谋论的思路里去了，因为我很想把这种宣称称为“阳谋论”。
甘阳同时在他那本书里批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不少中国人士，每天都在想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西方）满意。我在读这段批评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身边的例子。有香港学生批评大陆学生读大学了还依靠家里，不自己赚钱，还整天花钱在香港买奢侈品。这个批评我猜对很多在港大陆学生是成立的。姑且不论社会差异，只是就事论事，接下来我发现一个悖论：那大陆学生可以在香港工作以便自给自足吗？好像政策上又是不允许的哦？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被告知，除了校内的经过审批的part time，而且有时间限制（当然还有职位数量的限制），校外打工就属于黑工。这好像在移民局的文件上也是白字黑字写着的。就算能够工作，接下来说不定有些人要跳出来嚷嚷了，说你们就是来跟我们抢工作的---事实上，我刚来就听说了这种说法，我还没工作呢，我就被认为是和香港学生来抢工作的。所以，你不工作依靠父母要被骂，你工作自足也要被骂，因为我是来抢别人的工作的。想到这里，我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寄希望于得到香港人的满意，所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烦恼而自我忧伤，心存有愧。甘阳对那种自我烦恼的说法是，我整天在想使别人满意，殊不知人家要我自杀才会最终的满意。我想这种说法还不够完全，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像写Uneasy Reunion的人类学学者Nicole Newendorp为那些大陆新移民指出的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的期待：清理干净你那些大陆人的痕迹，彻底拥抱香港精神，做一个“标准”的香港人。吊诡的是，美国人Nicole Newendorp有点疑惑，自认为我们社会比较多元包容的香港人，同时心存一个彻底标准化的香港人模型，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而他们自己又是否符合他们自己认定的标准化模型呢？但实际上这些疑问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而且只是为你们这群人而设的。
我对于那些说什么香港资源首先应该香港人来享受的说法的大陆人或者曾经是大陆人的香港人/美国人，对那些还没有成为既得利益者但即将成为，而且已经每天不停想着自己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别人满意的人，或者那些已然成为既得利益者/利益无关高高挂起者，大概也有种阴谋论的思路。我真心相信他们可能不原意代表其他人而只是发出他们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且我假设他们是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选择做出这样的发言），但我怀疑那些听到这些声音沾沾自喜的有偏向性的媒体和其他个人怎样利用这些声音。就像我同样阳谋论地坦然认为有条件做蝗虫的人有他们选择做蝗虫的权利，有他们设想阴谋论的权利。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九)：【转】《新京报》书评《甘阳：思想解放的再出发》
甘阳：思想解放的再出发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但思想如何解放却众说纷纭。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中心议题早已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解放思想，转变为如何改革、如何解放思想。甘阳最近出版的文集《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年1月）汇集了他近十余年来关于思想解放和中国改革尤其是大学改革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极。
□书评人 罗蔚
《文明·国家·大学》分三编，中编“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核心和基础，它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眼睛”；上编“中国道路”只有在经历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才能被发现，而下编“大学”则是以第二次思想解放为基础提出的改革主张。
重新阅读西方
按甘阳《文明·国家·大学》中的阐述，中国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从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而第二次思想解放则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人逐渐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哪些东西仅仅是对西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甘阳主张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内涵是“重新阅读西方”，这种阅读包括对西方的检讨，但这种检讨并非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前那种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因此也可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首先是阅读西方时的思想解放。
阅读西方之所以需要解放思想，原因在于经历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所理解的西方过于单一化。其问题在于，西方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而抽象理解西方的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当成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这样一来，形成了一套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
甘阳认为，在阅读西方时解放思想，关键是按照西方自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简单地视为中国的药方。基于这种方法阅读西方，关注的是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有存疑的态度。以甘阳对美国的阅读为例，他指出美国并不像国内一般介绍的那样独尊自由主义，二战之后美国思想和政治版图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保守主义的崛起。因而可以说，阅读美国时解放思想的一大具体内容，就是充分认识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重要性。如甘阳所说，第二次思想解放所说的“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有其具体含义，“我们说要摆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占学术上风的潮流”。
理解中国、思考中国
有人也许会问，重新阅读西方，梳理出以前所忽略的多元的西方脉络，接下来应该怎样？与我们理解中国、思考中国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西方的多元脉络，甘阳曾经特别强调“中西两端深入”的方法，主张在阅读西方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暂时保持距离，以避免简单地将西方当药铺。他因此也对“文明对话”有多大意义抱怀疑态度。但同时，甘阳并不认为阅读西方与阅读中国无关，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中西文明的比较，比如他主张应当拿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拿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理解甘阳思考的复杂性，是阅读《文明·国家·大学》的要点所在。
甘阳并没有否定“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在《文明对话》中说，“我并不反对这个问题，我更强调要更深入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要强调的是如何“深入了解西方”，或者简单地理解为，如何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西方那些有价值的、好的文明脉络。甘阳认为这是确立中国人真正的文明自觉的着手点。在他看来，一味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因而，首先通过深入了解西方来确立中国的文明自觉，是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方法。
理解了这一点，可以理解甘阳对于大学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道路”的归纳和对未来的主张。
下编“大学”文章有两个部分，一是对2003年北大改革方案的严厉批评，一是对大学通识教育的论述和方案设想。他认为北大改革方案对美国大学真正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并不了解，学的其实只是香港的大学，美国大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其通识教育部分。这一弹一赞，很好地体现了“深入了解西方”的思路特点。
上编“中国道路”的中心概念是“文明—国家”和“儒家社会主义”。这些论述既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也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主张，它们提出的基础也是“深入了解西方”这一次“思想解放”。与这些论述相对应的是，认识到西方古典传统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了解西方之后获得的视野，甘阳强调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对于“中国道路：六十年与三十年”以及未来的关键性意义。
可以说，以重新阅读、深入了解西方为中心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主张，重点在于通过发现保守主义一脉在美国乃至西方的重要性，而强调中国古典传统对于当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正面价值。我们或许也可以接着说，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敷衍成势将为未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打下基础，后者将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自身的深入理解，来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乃至于整个世界。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这一前景似乎已经在同时到来。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十)：【转】甘阳在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笔记
今儿在北大开了一个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研讨会最后，甘阳进行了一番讲话，反正我听得触动特别大。粗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笔记，贴来分享下。
在最后的总呼应中，甘阳称他的许多思想是对当下流行观念的一种“反动”。他坦称，2003年的北大改革对他的触动非常大。这种大学改革所折射出来的“全球化”，他表示比较遗憾，甚至说“从16、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展，全球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这其实是一个悲剧。”和一年前在北大讲座时的论点相同，他表示虽然在香港大学任教，但是并未体会到香港大学之所以可以成为“大学”的理由。而现实恰恰是人们认为港大高于北大，北大甚至不如台湾、新加坡的学校，这个现象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而到了今日，世界的趋同化、同质化是前所未有的。他援引了潘公凯先生在会议最初引用的增熵理论，表示这个热力学定律中最后的同质和死亡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以电影为例，所谓的“全球观众”标准事实上只能沦为一种“最低标准”。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思想界、文化界最可怕的是想象力的贫乏，而就是这样一种失去想象力的事实，却得到了民众不假思索的认可。虽然全世界都觉得出了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问题，却没有人清楚。如崔之元、汪晖在下午的谈话中提到的，当今世界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动当中，但人们却对此毫无知觉。
但他同时也提到了两个新的趋势：一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的100年里，对中国古典文明的认同从未如现在这般高涨。这种自我文明的高度认可是最近几年才达到的高度，但是是一种趋势。趋势二，就是西方的声誉从未如今日这般狼藉不堪，而这以五大投行的垮掉、欧美金融危机为代表。富人可以如此地毫无廉耻，政府可以如此地毫无信誉，这在几年前也几乎不可想象。
由此他引申出，在当下，对中国大学的批判的同时，不应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大学相较于之前，有了资金充足和师资力量加强的两方面改观。因为在他的观点里，中国崛起如果没有伴随着文化的崛起，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崛起，或者于人文知识界无关的崛起。在上午的会议中，张祥龙先生曾问：“在甘阳的标准里，有没有一个国家，即是非西方的，又是现代化的？”甘阳说没有。但是中国是否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甘阳称，对此，他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但并不绝望。他专门举了美国的例子，称美国作为目前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思想确是完全空洞贫乏的状态，除了亨廷顿可称思想家以外，其余基本都是专业的学院体制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他又特意说明了为什么在新书中着重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原因。在他看来，威廉斯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与资本主义，二是文化与民主。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威廉斯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因此他是从英国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传统入手的。而在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虽然威廉斯本人就是具有良好教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剑桥大学教授。民主的内核是平等，而文化恰恰是不存在平等的。而之所以英国能形成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甘阳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在其政治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有自己独特关切、独特范畴和话语的历史共同体。而对于之所以“悲观”，甘阳称是因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逻辑足够强大，文化相对而言是一个完全弱势的力量，必须借助政治和国家的力量。而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内核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儒家的，甘阳称需要一种“儒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但是儒家思想无法凭空存在，必须有所凭依和支撑，因为其思想本身就是组织人类生活的。而儒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他并没有明确论述，但说“自由”“民主”本身无法成为这个精神内核，因为自由和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并非构建精神内核所必需的美德。而之所以并不绝望，是因为他觉得也存在由机遇达至的可能性。
而由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到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又引申到“培养何样之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文明—国家”的关系里，如丁耘所说，大学在其中是中介。上午唐文明曾表示要恢复“儒教”，但甘阳表示这并无法成为实际的政治现实。而在唯一留存“儒教”的香港，儒教的生存状况也是触目惊心。在香港法定的六大宗教里，儒教学校全港只有2所，而基督教学校则有700多所。因此他说，可以预见，中小学如此，香港将来的政界、商界、学届精英从价值上则必然是基督教的。在这个意义上，复兴中国文明，必须从大学教育入手。如果中国的大学都推广了通识教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文明的认可度和普及度和现在一定不同。这是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甘阳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推动而已。在实际的通识教育实践中，甘阳说切实体会到学生进入西方古典传统文本之困难。以中大博雅学院的选课为例，中国相关的基本每门爆满，而西方古典的课则鲜有同学问津。而对大学生来说，真正进入西方文本存在着客观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助于摆脱对西方的“想象”。在当下，真正在大学里推动进入文本、细读文本，在他看来也极具意义。
最后，他总结说，文化与民族的问题很难解决，资本也难以解决文化困境。但他依然坚持“轴心文明”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就比港澳台、新加坡等大学要承担意义更为深刻的“大学的任务”。而他也向与会者和旁听的学生们表示，希望大家在未来能有自主、自觉的意识，对中国文明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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