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是一本由李名著作，39.80元出版的24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一)：为电影而生，为自由而活
不少独立导演认为，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也是有个性的艺术。个人认为，好电影应该能够启迪心灵，带来思考。如今社会，商业娱乐气息浓厚，很多电影高票房低口碑。动不动就二星四星的，靠着俊男靓女带动票房，有人评论这也是一种粉丝经济。这些电影也就是年轻人看看荧幕上的美好人物而已，出了影院问他讲了什么故事，可能极少人才能领悟到故事。独立电影人是在用心做事，更多的是用镜头传达某种观念，带来更深层层次的思考，这些电影才更应该进入院线，挽救国人日益被娱乐和商业吞噬的心灵。但是，很多独立电影依然无法在国内院线上映，只能流转于各个电影节。专业制片人的匮乏，发行渠道不顺畅，观众与制作方缺少相识的桥梁，埋没了不少优秀的影视资源。还有院线的拍片也对独立电影的放映有很大影响，就拿最近的《路边野餐》来说，导演毕赣都说只放映十天，我查了下家附近的影院，基本都安排九点以后，而且只有一场，散场就十一点了。这样的排片，怎么可能会有太多观众？前段时间的《百鸟朝凤》已经落下帷幕，喜爱独立电影的还是大有人在，希望中国独立电影的未来不要只存在院线之外，毕竟每个用心拍电影的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现在影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让思想更加自由。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二)：独立电影是门诚意的艺术
世纪初看过一本介绍独立导演的书，名字叫《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里面介绍的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章明、王超、管虎等导演，他们有的进入主流、有的在国际上扬名立万、有的悄无声息、有的挺进电视剧。独立导演具有理想主义信念，通常是自筹资金，甚至撰写剧本，自己担任导演，他们往往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集团，主要靠制片人或导演通过各种渠道融资，更多是靠个人出资来制作影片，作品独立于体制和商业运作之外，侧重于现实性和思想性强的电影。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6位导演的作品及访谈，导演多是70后、80后出生，有导演简介、作品年表、影片内容绍介、导演访谈几部分，电影大多数是2000年以后拍成，有的只有处女作，由于缺乏推广和发行渠道，不少作品不容易与公众见面，笔者只看过一部分，其中像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韩杰的《赖小子》、高文东的《美食村》、张律的《芒种》、耿军的《烧烤》、李红旗的《黄金周》等片印象很深，这些影片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说其类似于纪录片，将眼光瞄向底层生存，充满生活时代脉动，基本上人物完整，叙事上平实，冷眼旁观。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兼具美学欣赏价值，让人触动，深入反思。这些导演的创作道路都不平坦，可以说步履维艰，只能在一些放映会和纪录片展看到他们的作品，然而困境无法阻止他们探索的脚步，同时现实也不该遏制这类市场话语之外的艺术可能。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三)：无解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基本上完全不了解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发行等如何运作的人来说此种感觉尤为突出。
所以作为一个外行，有时候发现阅读时的重点会不自觉当中发生漂移，由被访谈的导演转移到该书作者李名所提出来的问题。李名往往很有意味的把自己的观点藏在了对导演的提问之中，所以有时候，偶尔可以看到大段的黑体字提问后面，被访谈者的回答只有寥寥数字——假如这本书的书名是真实的话，我想这样的访谈有时候会很冷场，呵呵，虽然这样其实也无害。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是导演对自己所拍独立电影的阐述。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独立电影所知不多，不过将拍摄的影片比喻成艰难抚育的儿女大致不会有错——在这里，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父母对自己子女的那种怜爱和批评，遗憾和痛惜。但是不管子女在世人的眼中是否成才，终究都是自己的儿女。通过了这些篇章我对其中的某些电影似乎也产生了不小的兴趣（我想被访谈者应该颇感欣慰），不过这又产生了一个无解的问号——我到底可以从哪里看到这些我想要看的影片呢？
该作者的的这本书，就我所知道的非官方正式情报，其出版的过程也如同独立电影的拍摄一样，有着奋斗和努力的痕迹。然而这本书终究还是出现在了我的床头书架之上。作为作者同龄人，我很乐意的把它看成是对某一阶段奋斗的总结，以及对我愚蠢懒惰的鞭策。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四)：关于独立电影
我看过的独立电影很少，因为没有渠道了解和接触。偶尔的机会，看到贾樟柯的《小武》，惊为天人；又有一次，在网上看到《图雅的婚事》，回味无穷。自此，开始关注中国独立电影制作。
在我的印象中，独立电影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说其类似于纪录片，是因为太接近真实；说其类似于故事片，是因为有比较完整的人物和叙事逻辑。正是这种真实的力量兼具美学欣赏价值，深深地触动着我。
拿到李名这本《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的稿件时，我曾经异想天开地问他：“最好是把书中所有的独立电影制成光盘，和书配在一起。”他笑笑说：“这怎么可能？这么多电影，版权无法解决。”我不死心，问：“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看到这些片子？这样我可以在书上标注出来。”因为，我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本书，一定特别想去看看这些珍贵的电影。他仍然无奈地摇摇头。我又尝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些电影的视频，大多未果。正如书中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提到的——中国独立电影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推广和发行渠道。
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6位导演的作品及访谈。他们很幸运，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只要有冲动，都可以完成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他们也很艰难，要忍受资金的匮乏、不尽如人意的体制和不为人知的寂寞。但“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摘自张元导演为本书所作的序）
而我能做到的，就是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有这样一些电影的存在，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读后感(五)：要么独立，要么世俗
要么独立，要么世俗
——读李名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
■禾刀
老实说，本书中介绍的16位导演，只看过韩杰的《hello，树先生》，感觉那是部特别奇怪的电影：不太乐意屈从于普通电影的套路，也不太在意大众观众的感受，画面努力呈现的，却又是当下农村“被上楼”大背景下震撼人心的生存状态。
底线与边缘，这是独立导演们游走于光影世界最为看重的主题。从16位独立导演的作品来看，涉及的人物大都是“古惑仔”、妓女、流浪者、乞讨者、进城人员、单亲家庭等社会少众阶层，主题则囊括了破产、亲情反目、逃亡、绑架、性、嫖妓与卖淫等多种冷得发涩的边缘素材。
之所以关注这些，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就有“窥丑”的特殊癖好，而是蕴藏于他们心底的人文关怀之情，驱使他们将镜头对准这些寻常不易受人关注甚至待见的特殊群体，从他们的视角去思考更多现象，直至努力追寻具有人文关怀的答案。他们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们却在努力用光影艺术思考着社会上那些最令人焦灼的社会问题。独立导演王笠人的回答振聋发聩，“艺术需要一些疯狂”。而在“同行”的李睿君看来，“一个导演的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问题越尖锐，说明这个导演越有爱国情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了”。
在坊间，独立导演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即“地下电影”。因为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因循管理部门立项、报批和核准套路，他们的作品便无法走进正规影院，绝大多数作品最后只能在酒吧或者某些私密的暗角放映，通常的发行渠道是DVD碟片。对于渴望商业回报者而言，这一点无疑十分致命，但对于独立导演而言，正是因为不愿受审批的干扰和制约，没有商业和上映的压力，他们才可以放任自己的思想，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灵感，更敢于挑战那些商业导演不愿触碰的冷僻题材。正是因为这样，1982年出生的杨瑾，2004年在许多同龄人还在努力尝试走向社会时，便“想当然”地推出了不同凡响的处女作《一只花奶牛》。
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导演有着根本区别的是，独立导演们涉足电影时并不是那般顺理成章，条件简陋是独立导演们共同的困惑。16位导演的“成名”作品除了陆一同的《武松打我》投资达到200万元外，其它均属三二十万元的绝对小成本制作，像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只花了3万元。而杨瑾拍《一只花奶牛》的实际投资仅有一万元，还是从北京爱之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申请的，演员都是乡里乡亲，没有报酬。耿军的《烧烤》更是寒酸得让人“揪心”，只有区区五千元。
由于投资的掣肘，专门购置胶片拍电影对他们来说还颇为“奢侈”，他们要么利用废旧胶片“充饥”，要么干脆用DV或HDV“土法上马”。尽管如此，在追求电影个性和品质保证上却一点也不含糊。
虽然他们也取得了一些睹目的成绩，但他们始终只能趴在体制认可的门槛前，无可奈何地被归入“地下电影”的冷清招牌下，灰头土脸地摸爬滚打。实际上，独立电影一直是电影人造梦的“圣境”。比如数十年来一直“特立独行”的科恩兄弟，不仅拍摄了大量令人称手叫绝的优秀影片，2008年，更是以《老无所依》的夺目光芒，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科恩兄弟的成功，甚至也颠覆了独立电影与商业绝缘的“常识”。
从这16位独立导演身上，读者还可以看到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他们为了理想或者说是艺术，义无反顾地坚守。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开始是从“不服气”的那股“愣”劲闯进电影圈的。虽然他们所有人都拥有拍出受观众喜爱电影的梦想，但他们无一例外有着一个执拗的性格，正是这种许三多“一根筋”式的执着，使得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这种坚守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时间概念，还包括对物质的坚决无视。不过，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性格充其量只是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好导演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更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供其自由成长的现实“土壤”，否则，性格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消耗，必须用来应对体制困惑下的诸多障碍。
一个坚守“不抛弃、不放弃”信念的独立导演当然也可能成功，但从这16位独立导演乃至本书序言作者张元，还有第六代导演贾章柯、王小帅等人的成功经历来看，往往要在体制的朱门外长期坐着“冷板凳”。无论从艺术的发展，抑或电影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状与时代的发展极不合拍。
或者讲，与其令独立导演们将劲头用在如何应付体制，倒不如让他们在一个合适的天地里痛痛快快地打拼，这也许就是一些有识之士三番五次呼吁的分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国内院线建设迅速，但独立电影市场依旧困难重重：一是缺乏专业院线，二是缺乏成熟的观影群体，而这往往有赖于体制的强力助推。
其实，独立电影与世俗电影并不是尖锐的二元对立，许多独立导演后来也成长为商业大片导演。再者，独立电影本来就是社会灵魂的“清醒剂”，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深刻思想的艺术，浅层消费狂欢的背后，剩下的自然只能是随波逐流式的跟风，与难以沉淀深思的浮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