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一个炎热的傍晚，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办事处动员全民办学的会议刚刚结束，四五百个里弄干部从会场里涌出来。吴佩芳大步走着，一面兴奋地和杨古六谈论着会上的事情。
吴佩芳是建襄居民委员会的文教副主任。党号召大办民校，使未入学的学龄儿童都能上学，家长可以安心工作。她非常高兴，热情地向主任杨古六建议办个民校。杨古六听了连连摇头。
吴佩芳一股劲地说：“刚才韩支书不是说过吗，扫盲、办民校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搞工作的还能嫌麻烦怕头痛吗？”杨古六望了望身边这位固执的年轻妇女，又轻微地摇了摇头。
杨古六从与吴佩芳打交道的无数经验中意识到，要想一下子说服对方是困难的。而他自己呢，要他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也不容易。他索性站住脚，把话说绝了。
这几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吴佩芳的头上，使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真想狠狠顶杨古六几句！但是她终于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压低声音，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
说完，她扭转身就走。杨古六从她那有力的脚步声中，知道她是生气了。不过他还是这么想：其他的事嘛，也许好办，对于一个学校，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决不能松口。
吴佩芳吃罢晚饭，心情还没有安定下来。她想：杨古六是决不会和我通力合作的了，我一个人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想着想着，又想起自己幼年时失学的痛苦。
她正想得出神，母亲从外面走进来问她：“你一个人想什么呢？连灯也不开一个。”吴佩芳这才停止了沉思，发现房间里已一团墨黑了。
是的，这是老话。现在有党的领导和关心，号召办民校，我们为啥不能克服困难，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呢？······突然，她想起襄六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徐秀芳来，便决定去找徐秀芳谈谈。
徐秀芳四十开外，为群众办事浑身是劲。她听完吴佩芳热情洋溢的叙述后，反问道：“怎么，你没有信心？有党领导，天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吴佩芳听着，甜滋滋地笑了。
从此，吴佩芳不分白天黑夜积极活动，建襄和襄六居委会要合办民校的消息，也流传开了。好些人碰到吴佩芳就说：“快办起来吧，我那孩子越来越野了，这一下我可放心了。”
但是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形。一天傍晚，她亲耳听得有人在冷嘲热讽。若依她的性子，真要返身跟这些人理论一番。可再一想，还是忍住了，心里说：好！我就偏要叫鸡毛飞上天。
经过奔走，第一次民校筹备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两个居委会的主要干部和积极分子。事前，吴佩芳曾去请杨古六来主持会议，他借故推托，会议刚好开始时，他却又赶来了。
会议在热烈的辩论中进行。虽没有人正面提出“不办”两个字，但是有人把困难摊了一大堆：光是课桌椅就要四五百元，哪来这笔钱；还有教室、教师等问题。
会议在钱的问题上僵住了。有人提议到工厂去募捐；有人不同意，说这与党号召自力更生的精神不符。一阵争辩过后，接着是难堪的沉默。吴佩芳望着大家，急得直冒汗。
杨古六坐在一边，从老花眼镜边沿上投射出来的目光似乎在说：“怎么，问题来了吧！”徐秀芳看在眼里，便力排沉寂，站起来发言了。
吴佩芳感激地瞅着徐秀芳说：“徐大姐，你家也不宽裕······”徐秀芳摆了摆手说：“不要紧，我自己有办法！”紧接着是吴佩芳、江镜蓉······一连串报名捐款的声音。
杨古六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其实内心早在翻腾。他自己知道，他的收入比在座的有些人要多得多，他是文教主任，能一声不响吗？于是他也捐了50元。
接着，吴佩芳东奔西走，从南昌补习学校里折价买了几十套旧课桌椅。随后又同徐秀芳一起在肇家浜路客车修理厂找到了空房子，于是她们就在群众的帮助之下，忙着修理课桌、打扫教室。
教室收拾得差不多了，吴佩芳发现墙头上还缺少一张毛主席像。正想出门去买，住在学校隔壁的退休老工人蔡小妹一脚跨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幅毛主席像。
吴佩芳惊喜地问： “你这是哪里来的？”她说： “快挂上吧！放在我家里只是我一个人看，挂在这里，让孩子们每天向他老人家行个礼！”吴佩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段时间，办事处领导在居委会的一致推荐下，决定让吴佩芳和江镜蓉、殷祖懿当民校教员，一起参加暑期短训班培训。她们知道了这个决定，又是高兴，又有些担心。
回到家里，吴佩芳一个人静静地想：论我的文化程度，才不过业余中学初中毕业，行吗？会不会辜负党的期望······正想着，殷祖懿和江镜蓉找来了。她俩很急，一进门就问吴佩芳怎么办？
两人异口同声地问吴佩芳：“我们家庭妇女当教员，能行吗？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吗？”吴佩芳觉得自己不能再犹豫了，眼前需要的是给她俩鼓励。
学生报到的日子来临了。早晨，这位里弄文教副主任吴佩芳，现在以民办小学老师的身份走到校门边。她深情地望了望校牌，伸手把它扶正；又退后两步，凝望半晌。
她走进校门，四处看了看，觉得这地方虽小，布置得却很妥帖。走进教室，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感触：从今天起，我这个在旧社会里被金钱赶出校门的穷孩子，要站在这里当老师了…………
按照教育局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名额的规定，建襄民办小学有80个名额，可是左等右等，这一天只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个学生。
这说明有些家长并不信任她们。在这些未报到户中，除了事前意料得到的几家工商业户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职工家属。这是什么原因？三个人商量一阵，决定分头去一家家动员。
晚上，吴佩芳三扒两口地吃完晚饭，正要出门，殷老师从楼梯口“腾腾腾”地奔上来，脸色发青，胸脯一起一伏地半晌说不出话来。吴佩芳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殷老师睁着一对泪汪汪的眼睛望着吴佩芳，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话：“我不想搞了。尽受气！”原来殷老师出去动员，碰了许多闷钉子。
吴佩芳听了也很气恼，但她觉得在年轻的殷祖懿面前，需要的不是火气。她抑制着感情，说：“你先回去吧！张家我去动员。”
吴佩芳不住地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耐心。张大姐在门口接待了吴佩芳，她装着笑说：“呦，吴老师亲自上门来啦！”吴佩芳问：“张大姐，你家阿诚今天怎么没有来报到呀？”
吴佩芳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对民校有意见吧？”张大姐推说没有。吴佩芳把党的教育方针说了一遍，并保证民校一定能办好······谁知张大姐却已听得不耐烦了。
没等吴佩芳走开，“乓”地把门关上，这一声仿佛是一记铁锤。这时，一两个月来所听到的冷言冷语，一下子全涌进脑海，委屈的情绪笼罩心头，吴佩芳感到胸口闷塞得厉害。
吴佩芳奔回家，就一头倒在床上，低低呜咽着。徐秀芳来了，问道：“怎么样，又遇到困难了吗？”吴佩芳直起身，闪着泪眼说：“徐大姐，我心里烦死了！”说着眼泪直淌下来。
徐秀芳用手帕替吴佩芳擦泪水，说：“事情我都明白了，一部分职工家属是受某些人的影响。现在哭不能解决问题，找支部书记去要办法！
她俩来到永嘉路办事处，书记韩自强刚炼钢回来，脸上仿佛还闪烁着红色的钢火。一见她俩，衣裳也没换，就拖了三只凳子朝院子里跑，一面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
他望望吴佩芳忧郁的神色，说：“学校的事情我有点了解的，凡事开头难啊！”韩支书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她们。她俩都静静地听着，等待他迅速交代出一套办法来。
但是韩支书说：“我也没有现成的办法，即使有，也不一定适用。真正的办法是从工作中、从困难中摸索出来的！”说着他点了一支烟，慢慢地讲了一个故事。
他顿了顿，又说：“现在不是也有人说你们办民校是鸡毛不能上天吗？我看非让它上天不可！”吴佩芳听韩书记说到这里，不禁一阵脸红，想到自己刚才那样怯弱，又好笑又惭愧。
夜深了，韩支书送她们出来，又补充说：“能不能办好民校，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呀。”吴佩芳听了心头一怔，她记得在她谈到入党问题时，韩支书曾说过这话。现在不正是党对她的考验吗？
虽然韩支书没有交代具体办法，但是两人却觉得这一场谈话比交代几个办法都有力得多、深刻得多！这时下雨了，吴佩芳紧紧挽着徐秀芳的胳膊，轻快地跑起来。
第二天，经过她们继续分头动员，报到的学生增加到六十多人。那位张大嫂也把孩子送来了，但看得出她心里还是不情愿的，缴费时重重地把钞票往桌上一掼。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另外两位老师谈论起张大姐在缴费时的态度。吴佩芳平静地说：“主要是她对办民校信心不足。光是口头上保证不能使她们心服口服，必须用事实说话。”
开学的日子到了。吴佩芳埋头备课、做笔记。夜深了，四周是那样寂静，除了偶然从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外，只有笔尖摩擦纸的沙沙声。
直到全部准备好躺下，墙上的老式挂钟已“当当”地响了两下。吴佩芳一闭上眼，那新挂的校牌、毛主席像、大群的孩子······都浮现到眼前。
第二天，吴佩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讲台，她感到心跳有点快。第一节是算术课，她先在黑板上画了两只麻雀代表数字，然后根据准备好的教案，反复讲解“1”同“2”的意义。
讲着讲着，准备好的课全部讲完了，一看时间才过了20分钟，还有一半的课讲什么呢？吴佩芳慌了，只得又一次重复刚才的话。突然，有一颗小石子“砰”的一声弹到黑板上，吴佩芳一惊。
她扭身一看，那个名叫胡海法的学生，正拿着弹弓站在凳子上笑，吴佩芳责问他，他仍嬉皮笑脸，逗得孩子们大笑，教室的秩序乱了。
好容易才使孩子们渐渐安静下来。谁知胡海法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玻璃球，“哗”一声撒满一地，孩子们一个个离开座位，趴在地上抢玻璃球去了。整整下半节课，就在混乱中过去了。
接下去是殷老师的语文课，吴佩芳一看课堂秩序还是不好，她叫来江老师，一同进入教室，分两边站着，维持课堂秩序。
一连几天，上课情形仍未好转。黄昏，吴佩芳心情沉重地走回家去，冷不防从乘凉的人群中走出张大姐来，吵着要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吴佩芳耐着性子，总算暂时把她说服了。
她想起要是张大姐明天真的要来学校察看，该怎么办？她猛然想到能做通思想的韩支书，就一口气跑到永嘉路办事处。但是支部书记不在。
吴佩芳又奔到炼钢厂。韩支书正在炉前工作，他一看到吴佩芳，就走过来说：“怎么，又遇上困难了？”吴佩芳嘴硬，说：“没什么大困难。”韩支书笑了。
韩支书望了她一眼，说：“是不容易啊！就说我们炼钢吧，炼了三天，直到今天第四天才真正炼出钢来！”他挥着一把大芭蕉扇，讲得津津有味，吴佩芳不便打断他，只得听下去。
最后，韩支书告诉她，党支部同区教育局研究过，为了提高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已跟建国西路第一小学挂好钩，安排她们去观摩、听课。
从此，吴佩芳她们便轮流到建国西路第一小学去听课。她们怕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影响学习，所以都站在窗外听。当时给她第一个感触是：人家秩序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有时遇到下雨天，吴佩芳一手撑着伞，一手记笔记。她一面记，一面观察小朋友的反应，心里默默念着，哦这样讲，小朋友很容易领会，她赶紧做了个记号，以便照样学。
为了提高备课质量，她们还采取事前演习的方式。一人当老师，两人当学生。她们讲一阵，讨论一阵，一直到深夜，还是精神饱满，不演习好不休息。
真是得来全靠苦功夫。由于她们艰苦学习，终于从不会讲课到懂得怎么讲课，逐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学生们也开始听话了，再不要一个老师上课、两个老师在一旁维持秩序了。
而调皮的胡海法又开始耍宝。他在课间披着满是泥垢的衣服，边走边把糖抛向空中，用嘴接住吃。小朋友们都惊羡地看着，有的还开始学样。
胡海法已连续读了3年的一年级，吴佩芳曾经想把他送回原来的学校去。但是同江老师、殷老师一研究，觉得这样做不好，一定有人会说：“看，到底是民校，孩子教不好就送走。”
白天她忙于工作，一到夜晚，眼前又闪出胡海法的影子。为了教好他，吴佩芳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她翻遍许多书刊，但是书刊上还缺少教育顽皮儿童的经验介绍。
她们去胡海法家家访，了解到海法的父母都在外面工作，家里有7个孩子，全靠七十多岁的外祖母照料。
因为从小父母对海法过于溺爱，把他惯坏了。他爱吃爱玩，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换零食。他父亲知道后打他，他就露宿在外不回来。
出来的时候，她们又向周围邻居打听。邻居也说：“这孩子是只野鸟，要他归林，比上天还难。”又补充说：“这孩子直爽倒蛮直爽，一句话听进就蛮好。
家访回来，吴佩芳决定首先要关心胡海法。这天她找到胡海法，低声说：“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已经留级3年······”胡海法别转头，一声不响。
吴佩芳正等他回答，谁知一个不留神，他扭转身朝吴佩芳脚下撒了一泡尿。吴佩芳不说话，用严峻的目光看着他。海法对着吴佩芳锐利的目光，渐渐地感到有点惶恐，把头低了下去。
接着，胡海法撒腿跑掉了。吴佩芳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地想：是不是说到“留级”伤了他的自尊心？而他做错了事，我没骂他，他心里是羞愧的。能教好他！这就是起点！
隔天下午，她又找机会和胡海法谈心，亲切温柔地说：“海法，你应该做个好孩子······”胡海法不吱声，一会用脚擦泥地，一会用手揉衣角。从这些微妙的动作里，她看到了孩子的心理在发生变化。
下秋雨的季节开始了。那天从早上开始就下着密密的雨。吴佩芳正专心地批改作业，忽然听得那边教室窗外“扑”地响了一声。接着听见学生们嚷着：“胡海法跳窗跑了。”
吴佩芳来不及撑伞，就冲出校门追。她一面追，一面喊：“不要跑，小心滑倒！”但是胡海法头也不回，只顾朝前跑。
“海法，衣服淋湿了会生病的！”吴佩芳还是紧紧追，大声喊。海法却依旧往前跑。“海法，你回头看看，老师衣服都淋湿了。”胡海法回过头来，终于慢慢停下来了。
吴佩芳紧跑几步，伸手把胡海法挽住了。她喘着气，喃喃地说：“这样大的雨······孩子······你要到哪里去呢！
回到学校，吴佩芳替他脱去湿鞋、湿袜。水，顺着吴佩芳的头发，一滴一滴地滴下来。胡海法偷偷地摸摸老师的衣角，湿漉漉的。他眼角里突然闪现出一丝痛苦的神情。
“吴老师······”胡海法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吴佩芳心里猛然一阵悸动，感到鼻子一酸，眼泪就要淌出来了。这句“吴老师”既陌生又亲切！三个星期来，她连做梦也没有听到他叫过。
第二天一早，胡海法见到吴佩芳，开口就叫：“吴老师好！”大家都高兴极了，对教好胡海法的信心更足了。胡海法也确实开始转变了。
胡海法初露苗头的转变，使吴佩芳更觉得要抓紧教育他。但偏巧这时吴佩芳生病了。她躺在床上养病，心里牵挂着学校，怎么也睡不稳。
她实在躺不住，过了星期天就来上课。她首先注意胡海法，觉得胡海法疏远她了，整整一堂算术课他没有抬起头来过。吴佩芳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少有的失常现象，是不是孩子做了坏事，见了老师心里愧疚呢？下了课，吴佩芳把他叫到办公室，问：“胡海法，你今天为啥不高兴？”胡海法低头不响。
吴佩芳又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胡海法摇了摇头，还是不吱声。就在此时，楼梯口来了一位警察。胡海法面色发白，用乞求的眼光望着吴佩芳。
原来昨天胡海法又和几个顽皮儿童，拿了人家几块铅皮。吴佩芳一听，心里直冒火，但她还是抑制着情绪，请民警让她来处理这个问题。
等民警一走，吴佩芳背转身，怔怔地望着胡海法，说：“胡海法，你已经变好了，为什么又做出这样的事啊！”胡海法“哇”的一声扑到吴佩芳身上，伤心地号哭起来。
吴佩芳用从未有过的严厉的声音说：“你不是对不起我一个人，你对不起学校，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不是教导每个儿童都要做好孩子的吗！”胡海法抖动着肩膀，继续抽泣着。
吴佩芳的气渐渐平息了。她掏出手帕，拭去他脸上的泪水，又鼓励他说：“不过，你做错了事，知道对不起人，这还是好的。”胡海法猛地昂起头，睁大了湿润的眼睛望着吴佩芳。
以后，吴佩芳同另外两位老师，每天观察胡海法的一举一动，研究办法，而且有意识地把他编在好学生较多的校外小组中，让他时时刻刻受到好的影响。
晚上吴佩芳一次又一次领胡海法去散步。她一面走一面给胡海法讲故事。让他明白，在幸福生活中更应该奋发向上。
上课时，常把容易回答的问题让胡海法来回答，答对了就表扬他。在这段过程中，他进步得特别快。集体活动中遵守纪律，上课时认真听讲，发言前举手，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
有一天，吴佩芳在批改学生的造句作业，她猛然看到，有一个同学这样写着：“胡海法已变成一个好学生，我们要向他学习。”吴佩芳心里甜滋滋的，说不出的高兴。
她起身望着窗外，从心底里更加热爱这工作。冷不防，这时有个中年妇女匆匆走了进来，吴佩芳回头一看，是胡海法的妈妈，她一怔，不等她开口，手臂便被胡海法的妈妈拉住了。
胡海法妈激动得淌着热泪，说：“海法现在一放学回来，就带弟弟妹妹，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真变成好孩子了。我要感谢毛主席，多亏办了民校，把我孩子教好了。”吴佩芳听了十分感动。
这一学期结束，胡海法升级了。在他童年的历程上，永远结束了“一年级”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吴佩芳她们再去家访时，周围邻居都说，这只“野鸟”进了民校以后归林了。
从胡海法这事里，老师们都获得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们的教学水平提高了。全班算术考试中获得优良成绩的学生，占全校80％以上。课堂秩序现在也和公校一样良好了。
在家长会上，张大姐表态说：“只怪自己糊涂，差点还影响别人···．．．”有个职工家属说：“老师，你们很争气，鸡毛上天了。原先说鸡毛不能上天的人，现在闭口无言了。”
经历了多少曲折艰苦的历程，民办教师们用事实说服了群众。第二学期开学，学生由原来的80名发展到两百多名。
959年8月的一个早晨，党支部要吴佩芳去一下，韩书记亲自给了她一张入党申请志愿书。吴佩芳激动得心跳耳热，说不出一句话。
当天夜里，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轮满月当空。吴佩芳深情地写下了庄严的誓言：把自己的一生永远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
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经过讨论，几十双手高高地举起来，一致同意接纳这位经过考验的战士入党。和吴佩芳同天入党的还有徐秀芳。
韩支书送她出来的时候说：“吴佩芳，等上级党委一批准，你就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作为一个党员，这就意味着要担负更多、更艰巨的工作。你要关心更多民校的成长·····.”
多幸福的夜啊！吴佩芳浑身充沛着活力，在美丽的林荫道上走着。她强烈地感到自己生命的无限充实，她觉得祖国的夜晚是多么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