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自己下乡插队的往事，刘文昌老师很感慨也很难受，他说当初要不是因为他父母的原因，他也许就不会去陕北插队落户了，因为当时他高中毕业后已经参加工作一年多了，并且他特别喜欢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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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文昌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报社做了实习记者，那个年代的报社记者可是很多年轻人都向往的职业，可刚一年多的时间，刘文昌的父亲就从一个政府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她母亲也因为学术问题被停职反省。紧接着刘文昌就被报社除名，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一篇新闻稿出现了严重错误。
失业后等待再就业，这对刘文昌的打击很大，就在刘文昌心烦意乱地等待再就业时，街道干部到他家做思想动员工作来了，街道干部的意见是让他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的天地去锤炼革命意志。刘文昌的母亲也建议他到农村去下乡，担心他留在城里会受连累。
就这样，刘文昌从一名报社新闻工作者，变成了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可到了陕北，刘文昌也没能躲开父母对他的影响，他竟然成了“可以教育好的黑帮子弟”。
1969年1月下旬，刘文昌被迫离开了他喜爱的工作岗位，也和北京知青一起开启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程。
刘文昌下乡插队的村子叫杨家峁，杨家峁地处延安的东北部，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是陕北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那里乡亲们的生活很苦，一日三餐都是大问题。
杨家峁大队一共有五个生产小队，刘文昌他们十五名北京知青成了杨家峁一队的社员，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里，刘文昌、张琦、沈运河他们三名男知青借住在社员杨允山大伯家，他们三名北京知青和杨允山大伯家的二小子杨吉业住在一孔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
杨大伯家的二小子杨吉业当年二十一岁，比刘文昌大一岁，杨吉业虽然才二十一岁，可他两年前就定下了对象，再有几个月就要过事娶媳妇了。知青们来借住之前，杨大伯就跟队长说好了，知青们暂时借住可以，但不能耽误了吉业过事娶媳妇。
刘文昌他们三人在杨大伯家借住，也和杨大伯一家一起搭伙吃饭。每次吃饭的时候，杨大妈（杨允山的婆姨）都会把刘文昌他们三个人的饭菜端到吉业居住的窑里，让他们三名知青在一起吃饭，杨大伯一家三口在他们居住的土窑里吃饭。
过了半个月刘文昌才知道，他们三名知青的伙食和杨大伯吃得不一样，杨大伯家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吃干的，吃的还是菜团子。看看杨大伯一家的伙食，刘文昌心里很难受。从那以后，刘文昌他们三人就和杨大伯一家一起吃菜团子（掺了少量胡萝卜缨子的菜团子）了。当初杨大伯说啥也不同意，刘文昌他们用绝食的方式来逼迫杨大伯，杨大伯没办法，才勉强同意了。
那年秋后，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刘文昌他们十五名北京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去吃住了。刘文昌他们搬走没多久，杨吉业就结婚娶了婆姨。杨吉业结婚那天，一队的十五名北京知青都去喝喜酒去了，大家也都随了礼金，每人两块钱。
杨吉业结婚后，他看到刘文昌他们就说：“以后衣裳脏了就送到哦（我）家来嘛，哦（我）让哦（我）婆姨帮你们洗。”
杨吉业的婆姨叫马翠英，她是山后马家坪大队的女子。马翠英长得很漂亮，马家坪的后生都说，马翠英是马家坪的头稍子（最漂亮的女子），一个好果子却让杨家峁的后生给叼走了，让杨吉业捡了一个大便宜。
马翠英不光长得漂亮，人也淳朴善良，里外都是一把好手。她嫁给杨吉业后，经常帮刘文昌他们洗衣服，空闲了还帮着知青们推磨罗面，帮知青们和面蒸馍，知青们对马翠英的印象很好，大家都喊她翠英嫂子。
第二年秋天，马翠英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娃。看翠英嫂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知青们都争抢着要给孩子起名字。杨大伯说他是爷爷，孙子的名字他来起。杨大伯没费吹灰之力，就给两个孙子起好了名字，大的叫大孬，二的叫二孬。知青们都说这名字太难听，刘文昌又给两个娃重新起了名字，大的叫大宝，二的叫二宝。就这样，两个娃都有了大名和小名，大孬和二孬成了两个娃娃的小名。
两个娃娃过周岁生日时，杨大伯办了酒席，知青们也都来贺喜，刘文昌把他喜欢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当贺礼送给了两个娃娃，因为两个娃娃哭闹的时候，听到收音机的声响，立马就会止住哭声。
1972年1月中旬，知青们都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当时刘文昌的父母都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去了，刘文昌就没回北京，他父母的意思也是让他留在陕北过年。知青们都走了，知青点就剩下刘文昌一个人了，杨大伯的意思是让刘文昌去他家一起吃饭，省的刘文昌一个人在做饭。
起初刘文昌不想到杨大伯家去吃饭，他怕给杨大伯家添麻烦。当时杨大伯的大小子杨吉山家正在打土窑，杨大伯和杨吉业也去帮忙。刘文昌看他爷仨从早忙到晚，都累得够呛，他就去帮忙，一天三顿饭也在杨吉山家吃。
刘文昌虽然不会打窑洞，但他有力气，能帮着从窑里往外挑土，能帮着打下手。到了腊月二十五，一孔新土窑基本上就大工告成了。剩下的都是一些细活了，刘文昌看自己插不上手了，他就不去帮忙了。
腊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刘文昌正在知青点帮着乡亲们写对联，杨吉山的婆姨突然哭着跑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文昌兄弟，不好了，快去救人，哦（我）男人和哦（我）公公都被埋在里面了，新打的土窑垮塌了……”
刘文昌气喘吁吁跑到杨吉山家时，他家院子里已有不少人在从垮塌的土窑里往外铲土运土，刘文昌也赶忙加入到救人的队伍中。
等大家把杨大伯三人从垮塌的土窑里救出来时，杨大伯和杨吉业已经没了呼吸，只有杨吉山醒了过来。看着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刘文昌蹲在地上呜呜大哭。
后来听杨吉山说，那天他和他爸正在窑掌部位用小镢头刮墙（把土窑墙壁刮平），土窑毫无征兆地就垮塌了，他爷仨都被埋在了里面。当时好像是窑门口突然垮塌的，后来他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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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节，刘文昌的心情比杨大妈和吉业嫂子还沉重，杨大伯就像他的父亲，杨吉业就像他的亲哥哥，两个关心他、爱护他的亲人就这样离开了，他能不心疼吗。最苦的是吉业嫂子和两个娃娃，两个年幼的娃娃没了父亲，吉业嫂子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啊。好在杨大妈是个坚强的人，她说再苦再累，也要把两个娃娃拉扯大。刘文昌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努力，给予吉山嫂子最大的帮助。
1974年春天，公社招聘一名文书，大队书记就推荐刘文昌去公社工作。杨文昌说他不想离开杨家峁，他想留下来多帮帮吉业嫂子。大队书记说去公社当干部能挣工资，到时能挣钱了，想怎么帮就怎么帮。
大队书记和知青们做通了刘文昌的工作，可刘文昌最终却没能去公社当文书，原因是他的父母都是走资派，他是黑帮子弟，他没能通过政审。没能去公社工作，刘文昌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可他也没有太难受，因为他能留在杨家峁，就能多帮一帮吉业嫂子。
那年初秋的一个上午，一场大暴雨过后，泄洪沟里山洪暴发，村子里的低洼处到处都是积水，田野里和道路上一片泥泞。社员们不能出山劳动，就都在村前的泄洪沟边看爆发的山洪。
夏季的雨后，也是娃娃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都光着脚丫，都在积水中跑来跑去，任凭泥水溅满全身，个个都弄得像个泥猴，他们的那种快乐大人是无法体会的。
那天午后，刘文昌和沈运河从知青点出来，他俩要去大队书记家探讨在泄洪沟上游修建拦水坝建水库的事情。路过一队牛棚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娃娃哭喊：“快来人呀，大孬掉粪坑里了……”
听到呼救声，刘文昌和沈运河急忙往牛棚那边跑去。到了牛棚后面，只见一个娃娃在积满雨水的粪坑里扑腾着，时隐时现。刘文昌没顾上脱衣服，扑通一声跳进了又脏又臭的粪坑里，一把抓住了渐渐下沉的大孬，把他弄到粪坑边沿，站在粪坑上边的沈运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奄奄一息的大孬弄上来（当时粪坑边缘很滑）。
一队牛棚后边有两个长方形的大粪坑，粪坑足有一米半的深度，刘文昌身高一米七十八，粪坑里的水刚好到他的肩膀头，那天要不是刘文昌及时跳进粪坑里施救，大孬（杨大宝）也就没命了。那天刘文昌也喝了好几口臭水，他从粪坑里上来时，也费了很大劲，好几个社员赶来才把他从粪坑里拉上来。
之后的日子里，刘文昌经常帮着马翠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也经常教大孬（大宝）和二孬（二宝）学习识字，学习算数，马翠英也经常帮刘文昌洗衣服，她还给刘文昌做了两双布鞋。渐渐地，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北京知青爱上了小寡妇，他俩都睡在一铺炕上了。
1976年秋天，县煤矿招工，不需要政审，马翠英就建议刘文昌去煤矿当工人。煤矿工人虽然不是什么好工作，可当工人毕竟是端公家饭碗，月月都能发工资，比在农村当农民要好很多。刘文昌却开门见山地对马翠英说：“嫂子，我想给两个娃娃（大孬和二孬）当爹，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可不敢胡说，你是北京的知青，咋能有这个想法？”马翠英说完，捂着脸跑开了。
一连好几天，马翠英看到刘文昌都躲着走，也不让两个娃娃跟他学习识字了。
一天晚饭后，刘文昌挑着两桶水走进了杨大妈的院子（马翠英和婆婆住在一个院子里），突然听到杨大妈说：“翠英，村里的传言你也都听到了，哦（我）看文昌是个好后生，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哦（我）就托人……”“妈，你不要说了，哦（我）配不上文昌，要是这样做，咱是害人家哩，以后可不敢再说这样的话。”没等杨大妈把话说完，马翠英就打断了她婆婆的话。
那天，刘文昌把两桶水倒进水瓮里就走了，他没到窑里去坐，也没跟杨大妈和马翠英打招呼。马翠英说的那些话，更坚定了他和马翠英一起生活的决心。
过了大半年，刘文昌又跟马翠英说起了给两个娃娃当爹的事情，马翠英哭了，她哽咽着说：“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疯话，要是再说，我就不让你进门了。你的心情哦（我）理解哩，可我不能这么做，要是这样做了，乡亲们会戳烂我的脊梁骨哩。你要是为我好，就做两个娃娃的舅舅嘛，我想做你的姐姐，我会为有你这样的兄弟高兴哩。”
看看马翠英认真又坚决的态度，刘文昌就不好再说别的了，他哽咽着叫了一声：“姐，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因为一直牵挂着马翠英和两个娃娃，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刘文昌都没报名参加高考。插队八年他还不想离开那个穷山沟，村里人都说他是放不下马翠英。
1979年夏天，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刘文昌报名参加了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也是那年，刘文昌的父母都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他们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团聚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刘文昌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就和他的大学同学结为了夫妻，到了三十四岁，才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转眼就到了1989年，杨大宝和杨二宝高中毕业后都没考上大学，刘文昌就委托在延安工作的沈运河（沈运河师专毕业后在延安当了一名中学老师），让他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大宝和二宝弄到延安，争取让他哥俩离开那个穷山沟。沈运河费了很大的心思，安排大宝考了驾照，让二宝学了厨师，他哥俩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刘文昌支付的。大宝拿到驾照一年后，到煤炭工业局做了一名专职司机。二宝学习结业后在一家小饭馆实习了一年多，沈运河托朋友安排杨二宝到一家大酒店做了厨师。
等杨大宝和杨二宝的工作都稳定下来，刘文昌专程去了一趟陕北，去杨家峁看望了杨大妈和他的姐姐马翠英，然后去了延安，宴请了沈运河，看望了两个外甥。看两个外甥都活出了人样，刘文昌握着沈运河的手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沈运河却笑着说：“谢啥呀，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外甥，他俩也叫我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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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插队往事和在陕北的生活经历，刘文昌微笑着说：“我在陕北认下了一个干姐姐，把两个外甥都带出了穷山沟，也算功德圆满了，也做到了问心无愧。当年杨大伯和吉业哥给了我很多关心和照顾，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对我的好，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人的本色应该如此。”
是啊，做人就应如此，知恩图报，善莫大焉。刘文昌在陕北插队落户时和村里的寡妇惹出了闲话，背后的故事却令人感动，令人泪目。
作者：草根作家
